鲁迅手稿当然是珍贵异常的文物，但曾经却是解放军最高层人事突然变动的由头之一：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一夜之间全部被免被抓，确如有人所形容那样：云谲波诡，惊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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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数位当事人或知情者都有详细回忆和论述，其中重要者为：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将军的 《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江青原秘书阎长贵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和当事人之一王广宇的 《三种监狱生活扫描》(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陈伯达原秘书王保春、王文耀的 《陈伯达错捕王广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主管：《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四文对照，旧事还原，既匪夷所思，又使人感到，在荒谬绝伦的年代，难免会有如此荒谬之事。
一这批鲁迅手稿原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共有1500多页，大部分没有印行公开。“文革”开始，红卫兵起来“造反”，打、砸、抢风行一时。博物馆是“大破四旧”的重点，馆中“革命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这时文化部尚未瘫痪，有关负责人担心鲁迅手稿遭遇不测，于是将这些手稿调走，存文化部档案室，与“毛选”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证安全。然而几个月后，运动发展迅猛，文化部也已瘫痪，档案室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1967年1月14日奉江青之命来到文化部，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了鲁迅手稿。戚在文化部大门口向几派“革命群众”发表讲话，除了批判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外，还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要他把鲁迅手稿带走，交中央文革保管，他今天就是为此任务而来。江青为何要取走鲁迅手稿，一说是想从中找到批周扬等三十年代 “文艺黑线”的材料，一说确实是为了手稿安全。或者，二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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