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11 《历史研究》2019年第３期 许晓光 参加讨论
摘要：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扬了一整套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本国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认为日本已经是亚洲“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因而应当在亚洲成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再进一步推断，日本思想界又宣扬，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各民族，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明治日本思想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正当性”诠释。 关键词：日本民族扩张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社会进化论 作者简介：许晓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有关日本近代对东亚大陆的民族扩张野心和侵略行径，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近代以来的民族扩张，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资金、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权益，对邻近的大陆展开持续的扩张侵略。显然，这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视角进行的分析判断，认为日本的侵略扩张与世界各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有着共同之处。不过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在维新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列强已控制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资源，包括东亚大陆也正在被列强蚕食和瓜分。所以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比其他国家更为彰显，贪欲更为强烈，甚至为了快速攫取殖民利益，有排斥其他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利益的企图。有的学者提出，日本侵略扩张是为了脱离原有的东亚“华夷秩序”，重建“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其实这种重建新的“华夷秩序”不过是称霸东亚、统治亚洲各民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还有学者认为，日本的民族扩张早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安土桃山时代已经形成了传统。此观点符合客观史实。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扩张传统不仅仅是一种惯性使然，也与日本想要获得的经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二者须臾不能割裂。 对日本民族扩张持辩护立场的学者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是为了维护国家对外的威信，建立皇国的“御国体”。这显然是从传统的皇权主义观念（认为天皇是神的后裔，日本是“神国”）提出的说法，没有任何合理性。有人认为是由于欧美大国的存在，威胁到日本的独立。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压迫，日本民族主义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不可避免，而对外扩张正是与之对抗的手段。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是日本为了侵略亚洲其他民族寻找的一种流行的借口。甚至在昭和初年还有学者认为，日本对外扩张是为了东亚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和睦，这更是粉饰日本民族扩张实质的邪说。 从另一角度看，上述各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为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而展开的理论诠释。应当看到，尽管日本在近代以前已经形成对外扩张的传统，但明治初期日本对东亚大陆侵略扩张的构想，要真正付诸实践，还存在很大障碍。因为要大规模对外扩张，还存在“师出无名”的问题。而明治日本思想界的新动态，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有的思想家根据欧美列强对外扩张现实，真心认为自己宣扬的一套弱肉强食理论，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而这种理论正好被发动民族扩张的日本统治者所利用；有的人则是刻意密切配合执政者，宣扬一套“理论”，以论证日本对外扩张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所以，对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扬民族扩张的“理论”作深入剖析，显得十分必要。 针对上述问题，以前的学界论著已不同程度涉及一些日本政治家、思想家对亚洲的认识和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外交政策实践，例如田畑忍的《加藤弘之的国家思想》、吉田旷二的《加藤弘之研究》和安川寿之辅的《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田畑忍的著作重点分析了加藤有关弱肉强食、强力造就权力并缔造国家的思想。吉田旷二的著作只用了一章介绍加藤弘之的国家思想，比田畑忍的论述更为简略。安川的著作针对丸山真男等学者对福泽谕吉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涉及福泽谕吉对国际公法的否定、对东亚中朝两国的一贯蔑视态度以及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但是这些论著都比较重视对人物个案的探讨，在系统梳理日本民族扩张的“理论”方面，尚十分欠缺。国内少数研究成果虽从不同层面对日本近代出现的民族扩张主张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但它们对这套扩张“理论”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论证和全面阐释仍十分欠缺。日本民族扩张的思想动因问题仍未较好解决。因此，有必要依据当时的原始史料，对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扬的扩张“理论”的内在逻辑展开系统梳理，揭示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思想动因，同时亦可深度挖掘当今日本为侵略扩张所作种种辩解的思想来源。 一、对西方“弱肉强食”理论的宣传 众所周知，英国学者达尔文近代出版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另一位学者赫胥黎对这种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国清代学者严复将其翻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这一理论打破了历来流行的“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揭示出生物界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规律。这无疑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实质性飞跃。但如果将其理论完全套用于人类社会的演变，则会出现谬误。而稍早一些，英国另一名学者斯宾塞提出 “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也同生物界一样，存在“弱肉强食”的规律。这一理论无疑对东亚社会造成了影响。 西方进化论传入日本后，引起很大反响。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斯应邀到东京讲课，他介绍的生物进化论风靡日本学术界。正如1913年三宅雪岭（1860—1945）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描绘的那样：“进化一词如生翼而飞，留心新知识的人们，动辄将进化挂在口边，认为只要一说进化，仿佛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这说明进化论被当时渴望追赶西方“先进文明”的日本社会接受和容纳。但此时日本社会的人们很难将科学的生物进化论与存在谬误的社会进化论相区分。所以生物进化论传播的同时，对社会进化论的宣传也就自然流行起来。 当时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民族扩张趋势愈演愈烈，客观上也深刻刺激了日本社会各阶层，思想界普遍认为这种弱肉强食趋势在所难免。例如1878年2月6日《邮便报知新闻》上有评论文章指出：“盖以蚕食吞并直接致富之术，犹如一个社会之一个人掠夺他人之财产，将其占有以致富。难道不是实在可厌之至耶？然而，此野蛮习俗在今日可云尚未洗涤。虽然列国通好有盟约，万国交际有公法，但绝不会构成维持普遍和平之功用。为了吞并他邦、合并其领土而发动战乱之势，遂不能遏绝……呜呼！介立于虎狼群中，欲免其伤害，其亦难矣！”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列强兴起和不断扩张后，无论是友好盟约还是国际公法，都不能阻止列强对落后民族的肆意掠夺。这种客观事实和列强掠夺难以避免的论点，无疑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社会进化论宣传在日本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藤弘之（1836—1916）。这位明治维新前后大力宣扬“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家，在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进化论相关论著后，彻底抛弃了早年的天赋人权主张，转向了社会进化论。正如他本人在1897年谈到:“阅读了达尔文及斯宾塞等进化主义的书（余40岁左右的事），越来越明白我们人类本来并非特殊的生物，由于进化而形成了我们人类的原因”。在1912年他又回顾到：“在我40岁之时，即明治8、9年之前，专信二元主义，有着糊涂的宇宙观。认为在物质上是自然力，在精神上是超自然力在起作用。不仅如此，我还将我们人类视为与其它动物完全不同种类，我们人类存在着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天赋人权，还具备天命伦理。然而，到40余岁因偶尔阅读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才开始得到醒悟其错之端绪……因而便逐渐好读达尔文、斯宾塞、赫克尔及其他诸位硕学有关进化主义之书。更加明白宇宙作为唯一自然，绝无超自然之物。从而一点都不怀疑，我们人类并非本来便为万物之灵长，而是完全依据进化才开始成为灵长的。”可见，加藤大约是在1876年以后，开始接受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并开始转变自己以前持有的天赋人权等观念。 之后，加藤弘之多次在自己的论著和讲演中，论证了进化论的合理性。1879年加藤在文章中指出：“先于达尔文主张进化论者，乃法国人拉马克以及科弗罗伊·德·海莱瑞，德国人科特以及沃肯。然而详说其理者，乃达尔文。”在同年发行的《日本之开化》中他又提出：“我人类决非天孙神裔，也非受天神上帝特惠者。反而是由卑贱之猿类之一种进化者。而且其猿类也亦由下等动物进化，其下等动物也亦由更下等动物进化……”可见，加藤接受进化论思想是颇为深刻的。如果仅仅是探讨科学的生物进化原理，否定人类由神造的谬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加藤弘之在接受进化论后，却吸纳了“弱肉强食”的观念，将其应用于社会进化的理论中，用来反对自己以前极力主张的天赋人权说，并将这种理论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 加藤弘之认为世界上的资源十分有限，因为凡有机体生存，皆需要大量资源，包括光热、水、土地等，也有可以充当食物之种种动物。他在1912年公开出版的《自然与伦理》中，总结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并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解释：“然而，上述生存之需要物品，对于要完成时时刻刻不断诞生之有机体之生存，是非常不足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确保诞生总数之千万分之一者之生存。于是作为无可奈何之结果，产生之有机体之绝大多数乃死灭，仅仅有少数得以生长。”由此可见，加藤的看法是，既然生存必需的资源如此匮乏，那么世界上的人类为了获取比别人更多的生存资源，自然会产生自私自利之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必然相互竞争。 加藤认为这种“唯一利己”恰恰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体的原始本能：“凡有机体必首先固有唯一利己性根本动向。是即为了完成自己生存之自然力。因此实际上可以称为有机体之原始性本能。”这种看法并非初次出现，早在1879年，加藤就在东京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这种受原始本能驱动，为了利己而竞争的行为，正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动因：“若无利己之心，必然不会有开明进步。利己之心产生竞争，竞争产生进步。没有利己之心，便无竞争；没有竞争，便无进步……方今世界，皆由利己之心互相竞争而进步也。”他认为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战争中，在学问、工业、通商各方面都会出现竞争。各国之间的竞争，产生于各自的利己心即爱国心。当然，这种竞争绝不会势均力敌，总会出现强弱区分。加藤的论点，实际上为日本思想界论证发动侵略扩张之“竞争”行径的合理性埋下了伏笔。 具体考察了当时日本所处之国际地位后，加藤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吾更从日本在地球上所处位置考察，不得不更增加了将来不安之忧虑。盖在同外国交际上，不仅德义难行甚为明了，而且如与外国关系之事，若优胜劣败之天则最有势力，则文明富强之邦国制约未开贫弱之邦国，实不可避免。虽有如何之宗教，如何之道德，亦无可奈何。”他强调了国际间交往不是靠讲求信誉的仁义道德准则或宗教信仰，而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所以世界上优等的文明富强国家，往往会控制劣等的贫弱国家，充分证明了这种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这种解释虽然十分牵强，却似乎自然得出了强国对弱国侵略扩张“天然合理”的逻辑结论。 于是在另一次讲演中，加藤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弱肉强食乃天则，历史上从不存在天赋人权：古来自然法学派主张所谓天赋之自由平等者，全属妄谈。妄谈者流虽言吾人类天赋自由平等之权利，但吾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同，绝无天赋之自由平等。吾人类社会如动物界，特只强者权利之履行。强者常制弱者，盖无疑之天则也……欲得自由权，则必须先成为强者。也就是说，人类与动物没有区别，只能遵循倚强凌弱的规律来获取自由权利。加藤弘之由此彻底否定了自己以前大力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 因此加藤提出，这种行使权力的强者自然也就构成社会的主体：“在社会之中，作为有彼之强者、弱者之区别，强者常常控制弱者。故毕竟强者作为社会之主体，弱者不过只能作为服从其者，乃可云在任何社会皆为不可掩盖之事实也。”根据这种“不可掩盖”的事实，加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只能是强者之社会。无论如何，弱者不过或只能被压制之，或只能听从被保护之。若果然，社会只是强者之集合，弱者只不过作为其从者。”从其论述我们可以得知，他认为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包括法律规则的制定、经济利益的分配等，都只能围绕强者考虑，而弱者的权利只能被弃之不顾。 为什么不同民族之间社会发展会呈现出强弱差别？加藤弘之错误地认为是因为人种之间有优劣之分。他在一次讲演中阐述了这种人种优劣论：“人类中既有优等人种，也有劣等人种。由于竞争，优等者乃越发优等，脑的发达随之更加充分。然而，劣等人种脑愈益不发达。随着脑不发达，愈益变得劣等。最近不同人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起来。因此，劣等人种由于所谓智慧之工具被优等所压倒，又因所谓身体之工具被压倒，渐渐人也就被灭掉了，而其中也有全部死绝的人种。”这种因为人种优劣而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差异的观点，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为了对落后国家实行扩张而寻找的借口。但加藤弘之在此将这种违反科学的观点作为真理加以肯定，实际上也就隐伏着为日本对外扩张寻求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可能。 因此，加藤弘之将有机体的优胜劣汰竞争规律，应用到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必然得出民族扩张侵略正当合法的理论。在1906年公开出版的《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一书中，加藤弘之提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侵略和掠夺，实际上是自然进化的现象，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伦理道德无关：“由是可知，开明人种，压倒未开人种，而掠夺强占其土地物件之事，决不能认为是不道德或盗贼的行为，实不外为一种自然行为。此正与自然界中之动物界一样，无所谓善恶正邪之评判”。加藤弘之：《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王璧如译，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第88—89页。加藤在此将生物进化的原理完全照搬到人类社会中，认为人类与动物毫无区别，没有任何伦理道德可言。这无疑为相对强大的民族对相对弱小的民族实施侵略扩张寻求到了“合理化”借口，作了所谓“正当化”的诠释。 根据这种谬误的逻辑，加藤弘之主张，为了本国利益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无可非难：“固然对于和他国缔结了条约的事项，要想任意地背弃，在所不许。但所谓条约云云，决不可靠。故虽在既经约好的事，假使在觉察到此为自国的不利之时，则不得不采取解约的手续了。即或因他国的不承诺，而出于开战之一途，亦决非可以非难的事。”也就是说，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即便撕毁条约、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正当合理的行为。当时日本已经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并获得巨额赔款，以后又与沙俄为侵占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加藤的这种为侵略战争辩护的“理论”，实际上起到了极力美化日本民族扩张的作用。 加藤后来又在一部似乎学术性更强的著作《自然与伦理》中对其谬论作了进一步阐释：“虽然各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谋求他国之健全、幸福，但那完全不过是图谋本国健全、幸福之手段而已。因而假若看到对本国不利，不仅丝毫不会为他国图谋，或至不得已，为了本国的利益遂不得不障害他国之利益。那决非不允许，甚或乃理所当然也。”按照加藤的“理论”，在国际交往中，只有维护本国利益才是最高宗旨。即便与他国合作，也仅仅是为了谋求本国利益的权宜之计。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得不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犹如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规律一样，是天然合理的。 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则更直截了当地认为，国际交往准则就是与动物界同样的弱肉强食。1883年10月他在《时事新报》评论中明确指出：“世界各国之相对峙，呈现禽兽相食之态势。若食者成为文明之国人，被食者有不文明国。我日本国是要加入其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共同寻求良饵欤？还是要与数千年来萎靡不振之亚细亚古国为伍，共同坚守古风，被文明国人所食欤？是成为猎者狩猎兔鹿欤？还是成为兔鹿被猎者所猎欤？二者不可不抉择其一。”他将国际间的交往关系，偏激地看成禽兽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关系，而且明确文明国家就是强者，非文明的传统古国则成为弱者。强者自然就成为“食他者”即猎人，弱者也就必然充当“被食者”即猎物。 依据这种逻辑，福泽谕吉认为国际关系纯粹就是上述这种弱肉强食的关系。他在1878年发表的《通俗国权论》中提出：“若然，则万国交际之道，亦与此无异。云和亲条约，云万国公法，虽如甚美，但仅为外国之仪式名目。交际之实，不过争权威、贪利益。观察世界古今之事实吧。贫弱无智之小国，没有能充分依赖条约和公法而保全独立体面之先例，皆人所尽知也。不仅小国，连大国与大国之关系，也正是相对立，互窥其嫌隙。一有可乘之隙，绝不会放弃。窥之探之，其之所以未发作，唯在兵力强弱这一点上。没有其他可依赖之便利。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若不主张大炮弹药拥有之道理，乃成为制造无道理之器械也。”福泽的理论一方面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国际关系现实，另一方面也为日本今后应当遵循的国际交往规则指出了方向，即只能凭借实力进行弱肉强食的竞争，不受任何国际公法和外交道德的约束。这种强权观念以后逐渐成为日本外交思想的主流意识。 老一代思想家宣扬这种弱肉强食的民族关系准则，被年轻一代思想家所继承。明治中期以后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虽然早年主张民族平等，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观念。1913年，他通过考察甲午战争的进程，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于是领悟到，无力的道理使有力的无道理获胜，若欲实行道理，必须要有实施它之实力。即领悟到道理其物，几乎不会有自动实行者。只能有待于他力，才开始发挥其妙光。我于是归依了力的福音。假若有实力，连无理也可以贯彻，何况道理焉？假若没有实力，连充分的道理也无法贯彻。”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完全没有任何公理可言。只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即便是蛮不讲理，任何行为皆可畅行无阻。这就完全否定了国际交往中的诚信原则，将“实力外交”或“暴力外交”推向了不讲丝毫信用、无视任何道德的极致。 这种社会进化论思想，也得到另一位更年轻的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的赞同。1906年他在公开出版的书中提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没有区别：“人类乃一生物种属也。社会主义致力于作为一生物种属之人类进化，当然不能脱离生物进化论的所有法则之外，社会进化论乃成为生物进化论卷末之一节。”他将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进化论完全混为一谈，实际上抹杀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的本质区别。而且北一辉认为，即便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社会主义若与生存竞争说相背驰，诚不过应为非科学之空想。即便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其也仅可为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之上所空说者。从构成诸科学之根底的社会哲学上，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乌托邦。所谓社会主义……当然不能逃逸出包含称为人类的生物种属之生物进化论之原理的生存竞争之外。”这就将生物进化论应用到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中。 这种弱肉强食的民族关系思想，一方面受到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兴起之后，尤其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欧美列强海外扩张的客观反映。如果仅将其作为一种防范外来侵略的国防思想，尚无可指责。但若将这种思想运用来否定国家之间本来应当平等相处的正常关系，便成为十分荒谬的强权政治思想。它实质上是为日本对外扩张寻求所谓“合乎天理”的理论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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