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14 中国民俗学网 施爱东 参加讨论
五、中国“故事学”的建立 一门学问的创立，将起点划在概念的提出，以及倡导、呼吁，还是划在研究范式、示范文本的出现，体现着不同的学术史观。多数学术史家将故事学的创立划定在周作人《童话研究》的发表，而本文则将故事学的建立划定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发表。 故事学的兴起，无疑是“眼光向下的革命”的一部分。孙毓修、周作人将革命的目光投向了儿童，顾颉刚则将革命的目光投向了所有的普通民众。与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周作人和顾颉刚都不是从“故事教育”的角度来关注故事，而是从“故事真相”的角度来关注故事，只不过两人分取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求真途径，周作人取的是西方人类学派的路子，顾颉刚取的是自创的“历史演进法”。顾颉刚说：“民间故事无论哪一件，从来不曾在学术界上整个的露过脸；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丝一发的时候，一般学者早已不当它是传说而错认为史实了。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 我们无法确知顾颉刚是否读过周作人系列童话研究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顾颉刚对周作人没有认同感，他曾经写文章公开讥讽“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顾颉刚的故事研究，从文类的定名，到研究方法，以至对象范畴，完全无视周作人提倡的童话学，他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纯中国式的“历史演进法”。1924年11月23日，顾颉刚在《歌谣周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刘半农大为感叹：“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随后，顾颉刚利用《歌谣周刊》的巨大影响力，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我们深信孟姜女的故事研究清楚时，别种故事的研究也都有了凭藉，我们现在尽出孟姜女专号，并不是心目中只有一个孟姜女，我们只是借了她的故事来打出一条故事研究的大道。”这段话中，顾颉刚开疆拓土，倡学立说的雄心昭然若揭。 从顾颉刚的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及讨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顾颉刚故事学的基本观点：（一）故事是不断变异的，它没有固定的体，故事的体就表现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之上。（二）故事的变异是有规律可循的。（三）中国的古史（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四）变动不居的故事中，也有不变的“中心点”。（五）故事中人物的角色是类型化的。（六）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对于故事传播具有深刻影响。（七）故事传播的中心点会随着文化中心的迁流而迁流。（八）时势和风俗的变化影响着故事的变异。（九）民众的情感诉求推动着故事的变化发展。（十）情节的自我完善的需求推动着故事的丰富和发展。 顾颉刚的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仅奠定了故事学，也奠定了民俗学“变”（变异、变迁、转变）的研究范式。此后，模仿“变”的历史演进法以探讨故事变异、风俗变迁的论文成为民俗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仅以1928年至1929年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为例，就有潘家洵的《观世音》，杨筠如的《春秋时代男女之风纪》《尧舜的传说》《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吕超如的《战国时代的风气》，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方书林的《孔子周游列国传说的演变》等等”。陈槃甚至说：“用了顾先生给我们辨伪史的工具——以故事传说的眼光来理解古史，于短期间写成这篇文字。若是这篇文字写得不好，这是我学力所限，但这个原则和工具是不会错误的。” 同一对象折射在执着于不同学术眼光的学者眼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作为经史学家的郑樵、顾炎武、姚际恒等古代学者，也都先后发现了孟姜女故事的种种变化，但是，他们以经史的眼光看故事，从故事的演变中发现这是一出“无稽之谈”；而顾颉刚以故事的眼光看故事，却从故事的演变中发现了“无稽的法则”，由此创立一门全新的学科。同样，周作人用了童话学的眼光，看到的故事都叫童话，而钟敬文用了故事学的眼光，看到的童话都叫故事，以至于把格林兄弟著名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都称作《民间故事集》。正是因为有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学者们看待故事的眼光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此有了中国故事学。 六、“故事研究”对“童话研究”的兼并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无论故事还是童话，作为文类概念的出现，均与通俗文化的崛起、外来文化的介入、报刊杂志的盛行、启蒙教育的诉求、文化先驱的提炼与倡导密切相关。如果将故事视作所有“口头散文叙事作品”的总称，那么，用童话来指称狭义民间故事尤其是幻想故事，无疑会更加合适，可是，为什么现代民俗学者宁可采用广义故事、狭义故事的含混概念，也不采纳故事、童话的清晰概念呢？ 采纳哪个名词作为学术定名，其实并不取决于名词的合理程度，而是取决于推广使用者的话语权。周作人想法多，声望高，但并不擅长主事，1913年的童话研究倡议没有得到理想的社会反响，他很快就泄气了，并没有持续投入这项工作，他对童话的界定也游移不定。比如赵景深说：“有些人把童话分为两类，神秘的称为童话，不神秘的称为故事，似乎郑振铎君是这样分法。”周作人回复说：“童话与故事的区别，我想不应以有无超自然的分子为定，最好便将故事去代表偏重人物的历史的传说，便是所谓Saga这一类的作品。……至于寓言与童话，因为形式上不同，似乎应当分离。动物故事原是儿童文学的一支，但是文章简短，只写动物界的殊性，没有社会的背景，因此民俗学家大抵把他分出，不称他作童话了。”文中多是我想、最好、所谓、似乎、大抵之类的不确定性表述，既没有对童话做明确限定，也没有出示可供模仿和操作的研究范式，也就占了个较早提倡的先机。 周作人涉猎广博，到处蜻蜓点水，他的确为童话研究写过不少文章，也有不少好的见地，但多是提倡式、评点式的，他不容易同意别人，自己又不从事实际操作，不同文章的观点还前后不大一致，童话研究事业后继无人是其必然命运。赵景深大概是周氏童话学最忠实的接力者，但他的童话学理念与周作人还是有些出入，况且赵景深自己也在童话学与故事学两可之间反复游移。 顾颉刚的做法完全不同，“孟姜女故事研究”根本就不做拖泥带水的概念辨析，开篇单刀直入：“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等他把故事的来龙去脉给厘清了，读者惊喜、叹服的同时，突然意识到“小小的一则民间故事，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大文章来”，一时好评如潮。顾颉刚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借着《歌谣周刊》的影响力，掀起一股孟姜女故事讨论热潮，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顾颉刚自始至终都没有讨论孟姜女故事到底应该叫故事还是童话，抑或野史、传说、戏曲、宝卷。他只管领着大家往前走，并不在意走出来的路该叫什么路名。相比之下，周作人更像一个旁观的智者，指着一片荒野对路人说：“其实那边也可以去试试，兴许能闯出一条叫作童话研究的道路来。” 到了中山大学时期，顾颉刚更是借助其学术与行政的双重影响力，招兵买马，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小丛书”，团结了一大批学术同道。“民俗学小丛书”第一本是杨成志、钟敬文翻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共收录了70个故事类型。这些故事是最符合周作人童话理念的，而早年的杨成志、钟敬文都是周作人的粉丝，他们特地在第67—70型式的故事名称后面加注了“（重叠趣话）”，这正是周作人“游戏童话”中的一个类别，可是译者并没有将书名译为“童话型式”，而是译成“故事型式”。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先后编辑的《民俗》周刊，大量刊载故事素材及故事研究的文章，甚至连童话一词都罕见提及，原因非常简单，编辑者都在顾颉刚的麾下，理所当然应该沿着顾颉刚开拓的学术大道前行。 钟敬文离开中山大学之后，虽然他的故事学思想逐渐丰富成熟，对于故事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有了新的设想，但他始终高举着故事研究的大旗。钟敬文在杭州发起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也办了一份《民俗周刊》，发表了34则故事（幻想故事为主），多以“某某故事”为题，彻底抛弃了童话概念。在故事研究的强势话语中，作为周作人童话学最忠实的追随者，赵景深孤掌难鸣，也只能将童话研究纳入故事研究的旗帜下求其友声。1930年的“民俗学小丛书”中有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收录了他过去两年间的十篇故事学书评和笔记，其中就有《亚当氏的中国童话集》《白朗的中国童话集》《孙毓修的童话的来源》等多篇童话文论，尤其是《俄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文，题名“故事研究”，内文其实是对《俄国童话集》的类型比较，文章中交替使用了故事与童话两个概念。 小结：学术史的因果与逻辑 上述“故事”的故事，貌似各自独立，实则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与逻辑结构，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 （一）在正统文人的故事观与民间文学的故事观之间，正统文人对于故事内涵的坚持，体现了传统精英文化尊古守制、敬重传统、崇尚文字传承的特征，而自明末至清末的白话小说中所记录、摹状的，出自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对于故事内涵的解读和阐释，则体现了民间话语生动活泼、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特征。正是后者，使故事作为通用文类成为可能。 （二）近代通俗报刊注重以民间故事开拓市场。西方传教士修建育婴堂，兴办白话报，用通俗易懂的故事点化和启蒙中国儿童，他们对于儿童生命价值和启蒙教育的重视，以及对白话故事教化功能的开掘，一方面让故事以读者喜闻乐见的面目成为报章杂志的常见文类；另一方面启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故事文类的高度重视。以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为例，作为维新变法时期重要的儿童启蒙刊物，虽然还放不下文言叙事的臭架子，但也注意到了故事文类的作用，刊发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师范故事图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欲与西方传教士争夺儿童启蒙话语权的拳拳之心，彰明昭著。商务印书馆更是尤为重视儿童市场，他们另辟蹊径，以孙毓修为核心，编译了大量童话（包括故事、儿童小说），培育了一个巨大的故事市场。 （三）故事市场的发育必然导致故事研究的跟进。“五四”运动前夜，知识分子对于平民文化的关注已渐成燎原之势，周作人、赵景深对童话研究的提倡，与顾颉刚、钟敬文对故事研究的大力推广，都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响应。作为研究对象的童话或者故事，对于对象名称的隐形较量，则反映了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童话学团队与故事学团队之间对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故事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话语争夺中不断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正是不同文化层级之间的各种竞争，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也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文章刊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