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币制造者
日本为了取得战备资源和贸易的需要，伪造了大量法币和地方货币。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版的法币10元券共500万元，100元券500万元，据统计抗战期间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日本人以100：60的比例将假币卖给不法的钱摊，使之得以进入非沦陷区。这些假币以假乱真，大大增加了后方法币的流通量，并对法币价值及大后方物资补充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物资外流、稳定大后方经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计划伪造沦陷区货币来抢购战略物资。
1942年初，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仿造汪伪货币，破坏其金融的计划。此事由宋子文、贝祖诒、戴笠三人负责，并获得了美国的帮助。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在国内收集了各种敌伪的货币，宋子文在美国秘密联系印钞厂代印。在美国所仿造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两种钞票。当时使用假钞分东南与华北两路，运送假钞的行动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装钱的木箱子外写明“特物”两字，下面编号，只有收件人才能开箱，连运送箱子的押送人员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东南地区由忠义救国军各个支队、浙江淳安的货运局长负责，东南办事处处长指挥，这一区域一共运进了一万五千箱假币;华北方面由重庆用专车押送到老河口货运局长处，经商丘转送华北各地。除由美国代印高仿的沦陷区钞票外，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军统局也曾自印伪钞。戴笠专门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附近建有厂房，并从昆明中国银行印制钞票的单位等处挑选印刷工人。
日伪为了打击假钞，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戴笠在报告中承认“特券”在沦陷区“未能达到预期成效”。特别在华北地区，日伪的“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运送到商丘的第二批假币被日军发现，已经运送到界首的假币只好就地烧掉。东南地区运送的假币在浦东抢购物资时被汪伪发现，不得不通知各地停用。日本人发现有大量假币流入市场后，他们也不断地变换货币图案，以此来阻止假币的流通。可是重庆的仿制速度也很快，而且印制的水平不断地提高，使日本人防不胜防。秘密就是军统在日本的谍报机构里安插的特工——林顶立。 
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人。此人精明能干，少年时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看中吸收，不久转入日本警视厅工作。因为他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中国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很快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1939年林被派往厦门担任特高课的大特务头子泽重信的副手，负责中国沿海地区情报搜集。实际上林顶立是位心怀国家的血性汉子，曾多次计划投奔祖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林借这次机会与军统局取得联系，被任命为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从此成为军统在日本特高课的双料特工。
林借助其职位的特殊性向军统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尤其是在对日经济战中，日本人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发明一种新的检测手法，军统总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迅速安排印刷厂做出相应调整。印制伪钞这一特殊手段大大破坏和扰乱了日伪的金融稳定，同时换回了大量物质，更补充了军统的经费。军统各边区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的开支都从这批假币中开销。据统计截止到1944年3月，华中地区的假币数额就在4000万左右，每一千元的钞票中就有一元是假币。印刷假币的工作直到1944年军统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门才停止。
铁血制裁
投敌卖国是为人所憎恨的行为，抗战期间重庆方面对依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合作的汉奸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暗杀行动对伪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震慑了投敌卖国分子。军统在上海曾策划了多起对叛徒的刺杀行动，目标包括汪精卫、丁默邨、张啸林等重要汉奸头目。
1940年11月11日，上海滩各大报纸上争相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傅筱庵家中被刺身亡，上海民众无不为重庆方面的制裁行动拍手称快。
傅筱庵，浙江宁波人，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盛在上海的产业由其全权办理，靠着盛宣怀的势力发迹于上海滩，曾任招商局总办等职。北伐时期，他投靠孙传芳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因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帮助孙的部队购买军火对抗北伐军，而被国民政府通缉。于是傅筱庵向日本大使馆求援，最后搭乘日本商船逃往大连日租界，托日本人势力保护。抗战前傅派人向国民政府疏通，得到原谅得以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担任总经理。抗战爆发后，他因对国民党成见太多而再次投靠日本人。1938年10月，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市长，卖力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积极建立伪政权，镇压抗日活动，宣扬汉奸理论。
1939年8月，刚刚接任军统上海特区区长的陈恭澍接到重庆方面密令，要求上海区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处决傅筱庵，此后上海区不断寻找机会下手。但傅老奸巨猾，防范很严，自从他担任伪上海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详德路，并且防卫森严，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就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区的第二行动大队向本部报告，在傅家找到一条内线。此人是傅家的老仆人，名叫朱升，为傅家两代的“义仆”，二十年来他忠心耿耿地为傅家服务，照应傅的饮食起居，深得傅的信任。但此朱升却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曾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的职务，但傅不听劝告依然我行我素，后在军统策动下，朱升同意参加暗杀行动。1940年10月10日晚，傅筱庵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的宴会，散席后又到盛老三(盛宣怀的侄儿，当时亦投日)家里听戏，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中房门未关就倒头大睡。朱升就趁此机会拿着菜刀走进傅的卧室，对着傅的喉部连砍三刀，这位不顾廉耻的伪上海市长未哼一声就死去了。完成任务的朱升骑着自行车从容离开傅家，后朱升拿着军统的奖励金5万元在重庆开了一个小型手工卷烟厂营生。此次重拳出击使沦陷区的人民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力量，沉重打击了汪伪政府的威信，汉奸们也因此心惊胆战。周佛海在这天他的日记中写道：“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心寒。”无疑此事对这些叛国者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军统上海区在抗战期间表现活跃，先后除掉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上海闻人张啸林、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大队长赵刚义、伪海员工会主任彭伯威、伪和平救国第四大队长顾立峰等，刺杀日本人员亦有60多人，其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副总监。军统对汉奸的捕杀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民愤，使叛国者人人自危。同时特工们也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制造冲突，加剧矛盾，以达到铲除叛徒的目的。抗战后期，军统局就利用汪伪内部派系斗争的机会，将伪政权特工头子李士群、吴四宝除掉。军统的制裁行动不仅对投靠日伪者是一种严重警告，而且间接告诉敌人：中国虽失去了不少土地，但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也绝难得到安稳。话又说过来，这些锄奸行动虽符合民族国家利益，但终归是治标之策，无法根本杜绝汉奸的出现。暗杀活动也导致了日伪方面的报复，双方刺杀事件不断，使得上海滩流血恐怖事件不断发生，民众饱尝了惊恐与伤亡。
军统的存在是与蒋介石分不开的，戴笠和军统完全是为国民党的政权服务的，甚至可以说是为蒋介石个人独裁服务的。戴笠曾经说过：“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精神，后者是革命技术……我们调查统计局的同志一定能做到这两句话。”从上面戴笠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戴笠和军统的本质就是蒋介石的独裁工具。在国共斗争时期，军统的任务是反共，它残害了无数革命烈士和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军统的暗杀等活动就带有鲜明的抗日色彩。但是，不管军统是抗日还是反共都出于蒋介石的个人利益，为的是肃清敌手，巩固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军统的反动和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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