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重构与中国现代历史学(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42 《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 赵轶峰 参加讨论
五、延展的讨论 现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与中华国族建构的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密切关联，而民族、国族理论方面一些长期纠结未清的问题迄今对中国历史叙述形成牵绊，同时也构成当下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一些“焦虑”。 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不甚区分“民族”与“国族”两个概念，晚近数十年间，基本不用“国族”概念，而将民族与国族二义归并用“民族”来表示，同时又略带朦胧地保留了“民族国家”为现代事物的看法。这就带来历史学话语的一系列问题。其一，在关于古代历史的叙述中，“民族”成为一个难以不用、而用了又有些尴尬的词汇；其二，汉民族形成的历史不仅是实证问题也成了理论问题；其三，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事实如何顺畅讲述和认识；其四，如何化解清末以来从未止息的拆解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言说。本文主张“民族”“国族”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前者指在历史经历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认同的人群，对应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后者指基于共同生活历史经验和逐渐增强的文化认同而组成为国民共同体国家的人群，对应于英语中的nation。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其早期多有体质方面的基础，故与种族(race)关联密切，经长期社会发展和互动中的融合、消散，种族意味趋于减弱，语言和文化认同为最主要归属标志。其具有一定规模且维系长久者可能组成政权，其规模小者可能以群落状态长期存在，一族而多国，多族而一国，在历史上皆为常见现象。要之，民族作为自然的共同体，并不必然具有严整秩序，亦不必然具备国家功能，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皆会包容多民族成分。现代社会兴起时代，适者生存成为“主义”，而国家成为最具有生存、竞争功能的社会组织单元，于是国家全面覆盖民族。国族是组成为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是基于前现代民族与国家演变的基础在现代国家观念强化时代重新整合而发生的历史现象。此种整合通过国家神圣化而强化原有的民族认同，使国家秩序覆盖民族秩序，并将多民族交融、交错的人群明确分入不同国族。单一民族国家并非法则，多民族构成国族是常见情况，且逐渐成为各国通例。就中国而言，汉族、蒙古族、满族、藏族、回族等皆为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民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整合为中华国族。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语汇是在现代国族整合中出现的，但其所指对象，具有历史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民族自古已经发生，民族史是人类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但远非全部。民族从未单独存在，既非认同的唯一标的，也非历史演进的唯一线索。仅从社会共同体角度而言，文明、国家、社区等等单元的推演，皆与民族经历一起构成人类历史的经纬。今日之中国，从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演进而来。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起源最早的文明之一，其基础是亚洲内陆大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比游牧、渔猎文化更有利于积累，从而最便于农耕的区域逐渐成为比周边更富有、发达的区域，又在国家形成的时代形成比周边区域更严整有效的组织体系，包括更发达的文字、艺术、礼仪、制度。居于这个文明核心区的人民相互认同，自称华夏。华夏中心清晰而周边模糊，并凭借其文化、财富和实力，与周边人群交融互动。在漫长的推演中，华夏成为亚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当这个核心区在“中原”名目下比较清晰地显示出今天所说的汉族的种种文化特征时，它其实已经是一个人群、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复合体，其周边，诸多保持了先前原住民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传统的人群也经历了各自的融聚而凸显了较大规模民族的特征。中原与周边组成多个政权并经常发生格局变化的游牧、半游牧，以及山居人群之间，存在物产的相互需求，也互为和平与战争关系的对象，并在互动中继续融合。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时间和空间单位增大，会看到中原与其周边的互动，是整个亚洲大陆历史变迁的主要内容，既是中原历史演变的枢机，也是其周边历史演变的枢机。演变的总体趋向，则是亚洲大陆围绕中原核心区的文明聚合。这种聚合运动的外缘，东达亚洲海岸线，北及大漠，西至昆仑山脉，南至热带雨林深处。到了清代，这种聚合运动达到其地理覆盖范围与行政管辖范围基本重合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代，世界历史进入了国族国家为唯一主权单元的时代并强化了相互竞争，而中国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了国族国家的建构。在这种视角下，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之间，早就有互补依存的关系，有融合的传统，有文化和制度的相互渗透和部分认同，甚至有组织管理层面的整合。所以，中华民族是有渊源有根基的，不是纯粹的现代建构，中华国族是在历史基础上在现代化整合过程中明确起来的。所以，承认古代有民族，承认古代一些民族保持着民族身份而进入中华现代国族之中，与认同中华国族“是一个”并不矛盾。 民族意识是具有共同命运与文化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关于自身文化同属性和命运共同性的自觉，这种意识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发生。全球现代化过程带来的激化的社会共同体生存竞争，将国家神圣化，并把个人的认同引导到国族方向，并使国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成为世界各地社会组织方式在世界潮流性的大整合中发挥巨大影响的思想工具。 东亚各国的国族主义都是引进而不是原生的，引进的背景中都包含着传统社会的存亡危机。所以，国族主义在亚洲，是作为启蒙思潮之一，带着普世真理与救世良方的气象，卷动着反抗西方强势地位的悲情，进入亚洲思想世界的。它提供了亚洲各国在那个弱肉强食时代重塑国家共同体从而得以独立地延续下去的主要路径。国族主义的这种巨大历史作用常常使人们忘记其由来和历史性。在后现代批判思潮兴起的时代，国族主义受到反省，在大量相关论述中，杜赞奇的论说与亚洲经验关系最近，且与历史学关系最近。但他的反省虽然是相当深刻的，却也多少夸大了国族的现代建构性质，割裂了国族与古代社会已经出现的民族的关联。中国学术界将杜赞奇所批评的国族主义因翻译习惯而理解为民族主义的时候，该理论就变得更加歧义多出。理论化的国族观必须经过有意的建构，但并不能毫无社会、历史的根基。同一国族成员间须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和共同利益作为基础。这种历史基础有时比较明确，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涉及不同人群交错的历史经验。由于这种情况，亚洲各国的现代化伴随着诸多关于历史的分歧。迄今亚洲各国关于历史的许多分歧，其实是围绕国族重构而发生的冲突。 中国在国族重构时代已经有长期统一国家的历史，但因包含了差异的地方社会和族群，其重构的主题就是明晰国家的性质和范围。又因国族建构的直接历史基础是清朝的遗产，而清朝处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刚刚基本完成的时代，文化认同的强度从核心区向边缘区递减。对中国领土有觊觎之心的外部势力趁机论证中国边疆区域分解出去的理由，使得中国的这一重构过程分外复杂。得力于中国数代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思想者和政治家的努力，并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的国族整合与国家基本格局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此间，中国遭受的侵略实际上强化了中国的国族主义情感，也强化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国族取向，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一些论说，再次强化了这一取向。历史学在中华国族重构的历史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者。 从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看，国族主义和所有主义一样，为历史研究者带来主观预设，带来基于现实处境或为某种目的——与目的本身正当与否无关——而选择性叙述历史的路径。世界各国的所有国族主义史学，无论如何声称遵循实证、客观的原则，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的共同特征是，倾向于将国族国家的现代意象作为以往历史的目标投射到历史叙述中去，把国族国家叙述成为从古到今历史运动的基本目标和内容，尽量前延叙述者所属国族的历史，扩大本国族历史覆盖的地域，创造国族符号，淡化可能发生过的依附他者的经历，深描反抗外来侵略的往事。这必然成为带有强烈整体主义色彩的、线性的，将大量差异性掩没在国族命运主题之下的宏大叙事，同时也从属于线性进化的历史思维。 历史学能够超越国族主义吗？杜赞奇用了一本书的篇幅来批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历史学，但是他对超越国族主义并非信心满满：“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定期回到对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印度的研究，正是与牵系于民族的纽带有关。”(59)在他看来，超越民族主义是一种应然的追求，但还没有办法做到。事实上的确如此，无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方法还是以大于国族国家单元来替代国族国家单元的历史研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杜赞奇本人就曾提到：“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都有一种跨国界的想象力：泛非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泛欧洲主义……”(60)这些跨国界的建构，只是扩大规模的国族主义，而不是超越国族主义的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能够做的，一是尽量坚持历史研究的实证原则和客观原则，二是把握使国族主义不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作为唯一的或者具有全面统摄性的观念原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