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一会议中，解放军57位上将中在地方担任领导的3人参加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上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韦国清上将。由于第一阶段的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尚处于保密阶段，而其他上将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因此对庐山风云一无所知。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不得请假。因此，除乌、叶、韦3人已经参加会议外，身为中央委员的上将李克农（时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宋任穷（时任二机部部长）、肖克（因1958年反教条主义被免职，只保留中央委员身份）、邓华（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王震（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肖华（时任总政副主任）、赵尔陆（时任一机部部长）、谢富治（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吕正操（时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等10人，以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时任防空军司令员）、甘泗淇（时任总政副主任）、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韩先楚（时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李涛（时任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志民（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政委）、苏振华（时任海军政委）、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阎红彦（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洪学智（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钟期光（时任军事学院政委）、周桓（时任任沈阳军区政委）等18人，总共31名上将参加了八届八中全会。
在全会上，上将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原因与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有关。一方面，他们和元帅们不同，元帅们和彭德怀有着相同辉煌的经历，且是平级，相互之间说话比较随意，而上将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彭德怀手下长期浴血奋战，和彭德怀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难对彭德怀说三道四；另一方面，上将们多是一线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执掌一方生杀大权的“诸侯”，发言具有代表性，特别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话后，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因此，这次会议，上将们经受了一场政治与灵魂的考验。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历史逐渐拂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上将们在会议上的情况也逐渐披露出来：要么是一些上将在回望他们的革命生涯的时候，或多或少记录下来了一些当时别样的心情；要么是那次会议的见证人，无意中记录下了上将们的表现。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上将们在会议上主要有4种态度：一种是极度的同情，如和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共事过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他们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言行；二是同情却被逼表态的，如韩先楚、杨得志、杨勇、李志民等，他们在回忆录中或多或少地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三是觉得出了口怨气却又深深不理解的，如在此前不久遭到彭德怀严厉批判的肖克，他也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四是对彭德怀进行严厉批判的，如黄永胜、苏振华、肖华等人，这些记录主要见诸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
这次会议还改变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命运：有人被长期清理出了军队，有人获得了升迁，有人很多年后还一直受到牵连……因此，不管从那个角度上说，庐山会议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军界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对中国军队的建设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宋任穷在会上批判了彭德怀，邓小平给他泼了一瓢凉水
宋任穷上庐山的时间是在7月14日，原来庐山会议预定是日结束，宋于此时上山是向彭德怀和聂荣臻汇报工作。此前7月4日，宋任穷将二机部党组讨论的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向在庐山参加会议的分管领导聂荣臻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对原子能建设采取的方针和做法。聂帅让宋等庐山会议快结束时，与刘杰、万毅一起到庐山向他和彭德怀汇报。宋任穷等人14日赶到。
宋任穷一上庐山，原来准备结束的会议延期了，并一下由反“左”转向反右。宋任穷由于当时存在着“左”的思想，也表示不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会上作了批评彭德怀的发言。
庐山会议后，宋任穷同国务院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望邓小平，邓因为腿受伤未能上庐山。邓小平躺在床上，一条腿上了石膏，吊挂在床架上。宋任穷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讲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的一些情况，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说：“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邓小平在批判彭德怀的调子越来越高的当时讲的这番话，对彭德怀无疑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对宋任穷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左”的思想，头脑不够清醒的人泼了一瓢冷水。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讲到庐山会议，他说：“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这次错误的批判，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这说明我觉悟不高，认识片面，应当引以为戒，作自我批评。”
邓华“假批判真保护”，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7月中下旬，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匆匆飞往庐山。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3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4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怀的那个组，因为邓华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内心里讲，他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因为“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他本来都已酝酿好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一边倒的形势，邓华不得不避重就轻地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邓华和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迫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也趁火打劫：“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邓华听后轻蔑地说：“他骂你是因为你打皮绊，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有挨骂。”台下哄堂大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林彪汇报时给邓华和彭德怀的关系定了调：“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会后，撤销了邓华党内外一切职务，退出军界，并于1960年6月，发配到四川省担任分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副省长生涯。
洪学智会上一言不发，被赶出军队达17年之久
庐山会议召开期间，时任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候补委员的洪学智正在西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资供应情况，因此一开始的会议他没有参加。第二阶段因为要公开批判彭德怀，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就这样，洪学智上了庐山。
洪学智一到庐山，会务组先安排他听了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对于这封信的看法，洪学智是这样看待的：“彭总的信，我也看了，总觉得彭总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
洪学智感到彭总的信反映了真实情况，和他在路上的见闻差不多：他在广东时曾目睹了一些怪事，如地里的庄稼熟了没人割，人都大炼钢铁去了；为了大炼钢铁，连一些军营里的松树都砍了，对此洪学智也有看法。因此，会上在讨论彭德怀的信时，洪学智没有说话。他是这样解释的：“说什么呢？因为讲真话不是时机，违心的话我绝不会说的，没有事实根据随便讲不行。”
目前能查到的洪学智在庐山会议上的唯一一次谈话是为彭德怀辩驳的。会上有一些人对批判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以后，又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洪学智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在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上，有人把洪学智也给扯了进去，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什么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对他进行批判。
听到这样的责难，洪学智哭笑不得，有口难辩。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在一起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关系，有什么可揭露的？在这次会上，对他的所谓揭发批判，主要是围绕以下3件事：
一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这件事情有一个背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洪学智提出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彭德怀回国前对洪学智说过“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结果成了他的一条罪状。当时，洪学智心里真是不服气。他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毛泽东任命的，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的呢？但没人听他申述，申述也没用，反而说你态度不好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二件事，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研究作战方案时，彭德怀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打，但没被采纳。不幸的是，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60军及180师几乎全军覆没。彭德怀后来在总结时说过“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的话，被人说彭德怀器重洪学智。
第三件事是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后，彭德怀在一次志愿军党委会上说过“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大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的话。有人就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这次批判会的结果，就是在彭德怀被撤了国防部长职务之后的1959年10月，洪学智也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吉林省当农业机械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石油化工局局长等职，一待就是17年！但不管怎么艰难，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开会批斗洪学智时，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他还是坚持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观点：“我跟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当然，他免不了又要受一顿皮肉之苦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被“四人帮”迫害致死，那时洪学智还远在东北；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在北京逝世。1959年以后的47年，他们再也没能见面。
韩先楚说：“娘卖X的，这仗没法打！”
韩先楚是1959年7月28日上庐山的，和他一起上庐山的还有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
韩先楚所在的华东组组长柯庆施曾问别人：“老韩这个人怎么样？”回答：“是个好人，就是有点右。”有好心人就提醒韩先楚：“老韩呀，三十六计，少说为妙。”有人见到韩先楚每天晚饭后都有散步的习惯，就提醒他说：“老韩啊，小心点，别碰上了。”尽管有人提醒，尽管中央事先已经定调，但是韩先楚对批判彭德怀还是不理解。据杨得志上将回忆：“有几次晚饭后，我们三人在一起散步，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心里很忧虑。先楚的话语尖锐，心中的不平溢于言表。”
一天，韩先楚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去看望了彭德怀和黄克诚。他是先看望了彭德怀，又看望了总参谋长黄克诚，前后有个数来小时。彭黄二人送到门口，韩先楚道声“保重”，面色凝重。走到路上，回到住处，韩先楚都一声不吭，就是铁青着脸吸烟。秘书夏承祖离开房间时，听到里面传出一句：“娘卖×的，这叫什么事？”没有人知道韩先楚与彭德怀、黄克诚谈了些什么。
有人见韩先楚去看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就对他说：“老韩呀，人家躲都怕躲不及呢，你倒找上门去，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韩先楚回答说：“革命几十年，犯错误难免，怎么能反党？没有道理嘛，瞎搞嘛。”停了一会儿，他悠悠地说道：“不要人一倒霉就鬼都不敢上门。”
在要求对彭德怀事件进行表态的时候，韩先楚自然也不能例外。秘书夏承祖拿着笔，看着他一支一支地吸烟，在地上转着圈儿自言自语：彭老总跟毛主席30多年了，能打仗，又正直、爽快、敢说话，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转了很长时间，韩先楚拍拍脑袋嘟囔道：“娘卖×的，这仗没法打！”话音刚落，突然叫了起来：有了，这个人爱骂人，有时谁都敢骂，什么话都敢骂，这个可以算一条。秘书赶紧记录，记完了又没有下文了。熬到下半夜，韩先楚说：“算了，先听听别人怎么说再说吧，反正咱们也不急着发言。”
轮到黄克诚了，韩先楚边吸烟边转圈边说：“我们这些人谁见过张国焘什么样儿？凭什么说我们是‘张国焘残余'?张绍东、兰国庆这两个败类带人跑了，我们就都成了不可靠分子，你说气人不气人？不过这也不能全怪黄总长，他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那时那人有时还真不好说，谁能想到张绍东会逃跑呀？我这个人也好感情用事，得理不让人，有时不太尊重领导。”停了会儿，他又说：“这几年我看明白了，黄总长这个人挺公道、正派，讲原则，不搞鬼……”见秘书一个字没有记，他摇摇头，叹口气说：“这仗没法打，还是看看别人怎么打再说吧。”
韩先楚的在庐山上的仗虽然难打，但总算是打“胜”了，作为彭德怀抗美援朝战场上的3个副手之一，只有韩先楚没有被打倒，继续留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然而，在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有人主张传达中央批判“彭黄反党集团”的精神之前，先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大家讨论阅读。韩先楚听说后，立即表示不要这样做，不可用钓鱼的办法对待同志。但他的劝阻没用，还是印发下去了，结果许多人不明底细，讨论中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正确，结果可想而知。
一年以后，在军区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为继续肃清“彭黄反党集团”影响，大家对照检查工作，开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次会议上，韩先楚终于没能逃过一劫。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彭、黄漏网分子，必须彻底检查交代。”这个论调一出来，军区党委扩大会就越开越大，不仅人员增加，会期限也从一个月扩大到了56天，规模则从部队扩大到了地方，让韩先楚百口难辩。后来，林彪出来说了一句话：“韩先楚的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直到这个时候，韩先楚的心才算落了地，“彭黄漏网分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肖克心情很复杂，既出了口怨气又很难过
召开庐山会议时，身为中央委员的肖克上将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因为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肖克被批判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撤销了他一切职务，听候安排。身为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上将邀请肖克到黑龙江修水库，肖克觉得反正无事可干，就答应了。当他正准备起程的时候，接到了参加庐山会议的通知。
肖克在这次会上具体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他自己说：“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
肖克为什么会对彭德怀有怨气呢？因为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时，彭德怀是国防部长，肖克是训练总监部部长，俩人在关于军队建设的思路上产生了分歧。肖克由于对彭德怀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否定性评价以及彭在一篇征求意见的文章中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提法的不赞同，就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后来成了他被批判的把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肖克期间，彭德怀对训练总监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无奈之下，肖克只好违心地作了检讨才勉强过关。庐山会议上，看到才批判完自己两个月（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959年5月）后，彭德怀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肖克觉得很解气。后来肖克才知道，他的问题之所以会上升到教条主义的程度，是出于林彪的说法。
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感同身受的原因，肖克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感到很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在批彭德怀的过程中，又把矛头对准了朱德，林彪污蔑朱德从来都没有当过总司令。肖克当时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的气愤。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知道，林彪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编造谎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正常的做法肆行！”
肖克对彭德怀的理解和宽恕是以后的事情。文革结束以后，当彭德怀的侄子代彭向肖克道歉时，转达了彭德怀的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听到这话，肖克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其实，我早就对老人家没有气了。”
张爱萍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
庐山会议第一阶段召开时，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正和洪学智上将一样，代表总参在西藏组织平叛工作。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经是7月中旬。到了成都的当天晚上，张爱萍就接到了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张爱萍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觉得去了无非是举举手，没有啥意思，于是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说平叛工作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克诚当时同意了。但是当天晚上11点左右，黄克诚又打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了不能请假。就这样，张爱萍从成都回到北京。
张爱萍在北京又待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张爱萍。于是3人决定乘一架飞机走。张、陈、杨上山的时间是8月1日。上山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这个消息，让3位上将目瞪口呆！
在这次会议上张爱萍也不例外，作了违心的发言，对彭德怀提出了批评。他说：“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务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的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返回北京的时候，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王尚荣找到张爱萍，对他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张爱萍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上，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就这样，张爱萍成了唯一一个陪着彭德怀下庐山的上将。飞机到济南时，天气不好，停留了一会儿。张爱萍和彭德怀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沉默了一路。
在回家的车上，张爱萍对来迎接他的爱人说：“出大事了……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原来，1958年炮击金门时，张爱萍从福建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看到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的炉子，乱七八糟的，到建瓯、建阳，又是到处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到北京以后，张爱萍向彭德怀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张爱萍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上了庐山以后，张爱萍拿到那份“万言书”，发现彭老总反映的许多问题和自己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他自责，觉得不该对彭老总讲自己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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