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34 趣历史 佚名 参加讨论
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北宋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北伐战役，企图一举夺取燕云十六州。战争的结果却是以宋军更大的惨败告终，从而使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这段悲惨的历史不知令当时及后世多少人扼腕叹息!学术界有关探讨这次战役宋军失败原因的文章，较多地论述了宋军战略的失误;其次是宋君臣们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因而贸然发动了这场毫无把握的战争;此外，还指出了“将从中御”、将无亲兵、将系庸才等方面导致失败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还几乎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太宗一人身上。这些观点，对研究历史上这场战役，已具有了许多启发意义。 梳理和总结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值得肯定的，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似仍有重新商榷和探讨的必要。本文即试图在总结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对这次战役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剖析。 宋高梁河战役后的对辽政策 北宋朝廷作出第二次北伐的决策，据载缘于这样一次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奏，内称已即位二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军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这件事，被有关评论这场战役的文章反复引用，认为“宋太宗便是以这个无知作为根据，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战略决策。”或曰“这些人既是太宗的亲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阅后大喜，遂决意北征。”等等。这些论述，在史籍里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据，而且也与当时文臣的看法相合、如知制诰田锡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所上奏论中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是侯、利用、贺令图之辈误惑圣聪，陈谋画策，而宰臣昉等不知。”而所归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内则询谋宰臣”，并且要“事事与宰臣商量”。将战争失败的责任首先归咎于贺令图这批武人。田锡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官集团的意见。除了宋太宗的因素，发动战争的责任是否应该主要由贺令图等人承担，揆诸当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根据似是而非的情报得出错误的判断，并不只是贺令图等少数几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当时士大夫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思考，假使没有贺令图等人的出现，这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回答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要追溯到高梁河战役结束之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从刚攻占的太原仓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与辽军决战遭到大败后，锐气虽然受到严重的挫伤，但还没有因此而改变宋辽双方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在辽国为报复宋朝对幽燕发动的不宣而战所实施的进攻中，尽管宋军时有败绩，但有的主力部队还能够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在迎战中斩将擎旗，击退辽军。总的说来，宋军基本上遏制住了辽军的攻势，在防守战中与辽打了个平手。其间较大的战役有发生在是年九月的满城。宋军在满城之西大破集结来犯的辽军，又乘胜追奔至遂城，“斩首万徐级”，俘获甚众。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门，潘美与杨业以奇兵大败入侵之敌。辽军未达到报复的意图，虽经二次挫败仍不罢手。这一年的十月，辽景宗亲至幽州督战，围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在连续取得数次胜利之后，目的既已达到，在宋太宗再次亲自督率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就主动班师撤回。此后宋辽在边境地区虽多次发生战斗，但随着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的驾崩，两国继续维持着原有疆界，军事冲突则基本告一段落。
应该看到，宋军在防御战中取得的胜利，除了其军事实力尚足与辽抗衡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依托坚城，以逸待劳，发挥了以步兵为主的短距离集团作战优势。虽然不断有捷报被及时地呈送到朝廷，并由史官记录下这些令人震奋的战果，但有的战绩极有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夸大。这正如后来端拱二年田锡在检讨中所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宋军在防御战中的这些局部性胜利，在一定程度冲淡了高梁河战败后的悲观情绪，对重新鼓舞起宋军将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却又使太宗及文官们对本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认为还足以去收复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将收复幽燕提上议事日程，就在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下商议，李昉等大臣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娓婉劝阻，才作罢退兵。李昉等所述情况，事必躬亲、励精政务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尽管他缺乏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正确比较，但对紧接着又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顾虑，军队叠经战役，急需休；各种与进行大战役有关的条件都明显地不具备。因此，太宗此时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上和舆论上的需要。 如果说，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过分从巩固自己的皇位出发，因此才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诸将皆不愿行”的实际，也听不进呼延赞“此饼难翻”的劝谏，头脑发热，执意进兵，惨遭失败。但太宗一回京就贬斥了认为不可靠的将领，又逼死太祖长子德昭，同时注意选拔忠于自己的将领。潜在的政治威胁已逐渐消除。那么，太宗此时仍然坚持把北伐挂在嘴上，则主要是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考虑。原想用战争的胜利来稳固皇位，不料却是失败，不得已借助并不十分情愿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极大的损伤，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颜面对群臣?但要付诸实施，则绝非儿戏。不能不说太宗已相当谨慎，所以，当垂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异议，他立刻'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为了更体面地班师回朝，太宗还以不无遗憾的口吻写诗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颇富戏剧意味。 今之论者，多将此后雍熙三年决定北伐的失误主要归咎于太宗，此非持平之论。按照传统的观念，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拥有对国事的最后决定权。但应当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许多情况下亦不过作为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他不能俯顺舆情，一意孤行，长期违背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的意志行事，则政治就会出现某种危机。以英主贤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何况，本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以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诏告子孙后世。此无异激励士大夫们以及全国的读书人更好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谏、无所顾忌的浓厚风气是前朝后代无与伦比。在北伐问题上，相比之下，群臣们的情绪远较太宗热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议论看，也仅仅是从技术问题上着眼，并非是反对北伐本身，只是说要再作些准备后，“期岁之间，用师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顾全芳在《评宋初的对辽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们，从中原王朝中心观和汉族统治论出发。”但顾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后宋人的议论，其实在太宗时群臣的言词里，这样的观点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议中所谓:“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王禹催所谓“本是汉疆”，等等言词，都体现了宋士大夫们这种郁结不化的情结。 此时，也不是完全没人对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正确主张。当太宗在太平兴国五年回到京师，“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时，左拾遗张齐贤则上疏反对。通观其全文，其中心观点是主张恢复太祖时代对辽积极防御的策略，选择象古之李牧那样的良将，“峻垒深沟，蓄力养锐”，避免战事，减少对边鄙地区的后勤供应，使河北人民获得休息，从而增加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实边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强大以后，再议收复不晚。当前，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太宗“嘉纳”了他的建议。 张齐贤的远见卓识，没有资料证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响应，而倒是遭到后来人似扬反抑式的批评。如南宋人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枉，二则中国之险移龄夷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吕中的这段议论被不止一种史籍所引用。本文无意对宋人的这种情结进行过多的纠缠，只是想说明，建言速取幽蓟的众多议者，并非多数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们对太宗力排众议，接受张齐贤的建议也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更不能断言太宗丝毫没有接受高梁河失败的教训。如果以这种简单的方式看待历史，则不符合历史本身的实际。 当然，这并不意味宋太宗放弃了攻取幽燕的念头。轻率用兵招致败北之耻这一点既已是明摆的教训，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须谨慎从事，但攻占幽燕的目标仍然不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边境地区在加紧修筑城防，屯兵聚粮，又开疏河道以通槽运。这些措施，既增强了边防，又在为再次大举暗作准备。因此，积蓄力量，加紧备战，寻机而动，再事北伐，是这一期间北宋对辽政策的基调。这些行动，自然也引起辽国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太宗本人也辛勤于再次北伐的准备: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请议事后，中午就在讲武殿讨论军事;“或拣阅军人”，“或亲观战马”。因为，在太宗和臣僚们看来，不收复幽燕，不仅是不能解除北边的威胁，而且更重要的，是难以避免历史的指责，无疑将在青史上留下污点。 太平兴国六年，易州宋军在辽国试探性的进攻中获取小胜，太宗又谋大举伐辽，分别与辽接壤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和定安国联络，希望两国能出兵协助，以“张椅角之势，”但两国都因惧怕辽国，无一响应，太宗才取消了这次计划。 次年，辽景宗带兵分三路南进，战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驾崩，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圣宗。太宗在三路获胜之徐，于十月颁布保疆诏书，除了声明太平兴国四年的北伐曲在辽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时申令军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窃盗”。十二月，宋朝又向辽遣使献犀带请和。金戈铁马之声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变了主意?应该说，这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年年兵连不解，几乎使整个北方地区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负。因此“议者多请息民。'而辽国的情形是景宗新丧，“母寡子弱”，短期内似无主动进犯的可能。太宗采用田锡上年希望寻求与辽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议，主动采取以上行动。不论是息民以利恢复生产，还是从舆论，以及对辽朝新主作某种外交上的试探等诸方面考虑，都是非常明智的。辽国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宋在边境地区的备战状况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讲和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因而断定宋朝没有讲和的诚意，也采用试探性的方式，“诏以无书却之。”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诚，出于维护体面的考虑，不便正式照会辽廷，也不妨接着采用开宝七年辽国主动向宋求和的方式，由宋边臣致书辽国边臣，逐步展开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说明上述对辽政策基调并未改变。有文称“由于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转而积极备战。”恐非历史真相。 据载，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对辽国的情况作出与事实相反的判断后，北伐的意图就跃跃欲现了。如十一月，高阳关捕得辽军俘虏，“言契丹种族携贰，虑王师致讨，颇临近塞筑城为备。”说明辽朝对宋已在加强防御，处转戒备警惕状态，却对俘虏之言信以为真。又据情报认为“自朝廷增修边备.北人甚惧。”太宗与宰相宋琪就已经讨论到收复幽燕后的计划，设想到那时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关、野狐门三、五处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绝辽军的南侵。这种美好的设想，自然不止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蓝图，并被形诸笔墨。贺令图等人在这一年的相继上言，不过是更坚定了北伐决心。 贺令图等人所依据的事实，证之以辽景宗刚死后的辽国内情形，似也不无吻合。“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这是萧太后对其国内国外形势的忧虑。且不谈其西南边的党项十五部趁机复叛侵边，虽被击破，但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东边的女真族也伺机欲动。辽廷又在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二月一日颁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从这些迹象看，都说明辽国内的政治危机确实存在。令图等人同时还看到:专政的萧太后“有机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虚假。此外，他们在报告中还详细提供了萧太后与韩德让特殊关系这一情报，在分析中显然增加了若干想象的成分，错误地从汉文化心态来臆测已造成了辽国内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是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无知，显然不足为据。但辽国内这种主幼国疑的局面，也确是北宋伐辽的机会。而且，历史上亦屡见在这种局面下发生剧变的先例。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时过境迁，辽国内的形势已逐渐发生了若干变化，因此，上述情报实际业已过时。宋廷中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而对此提出准确的看法，应该说，太宗和群臣对令图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辽国在圣宗即位后，称制的萧太后明达治道，习知军政，她所信任并与参决国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较、耶律休哥、韩德让等人，都是识大体、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们的辅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萧太后还及时实行改革，调整民族关系。统和元年七月，就从法律上规定不论辽人或汉人，都完全按照汉法判决，因而使“燕民皆服。”耶律休哥全面负责幽燕事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仅如此，他为了改变连年战争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状况，在省赋役，恤孤寡的同时，还一改主动向宋进犯的态势，“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对前来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动遣送交还。可惜，这些积极备战的行为，都被北宋君臣错误地认为是对宋“甚俱”。休哥“战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辽间不可避免要再次发生大战，为了进一步地引诱迷惑对方，“还多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边帅无谋。”其用意十分明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则以逸待劳，引诱宋军远离坚城，在平原旷野与之决战，自然是有利于以骑兵为主的辽军。可惜宋方对这些假情报“皆信之”。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对辽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错。战争还未开始，宋在间谍战上已先暗输了一着。 然而，贺令图等人的建议，还没有使太宗立刻下达北伐的命令，他似乎还要慎重地再作观察，还要作更充分的准备。又过了近两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尽管有个别臣僚仍对某些技术问题表示担忧，如粮食是否接济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难，飞炮是否能派上用场等。但朝廷上下，对北伐的前景无一不持乐观态度。连曾经反对北伐、时任枢密副使的张齐贤，也完全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太宗这才在群臣不断的鼓励下，正式下达了大举北伐的命令。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