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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2)

雍熙北伐的战略意图及经过

雍熙三年正月,太宗发布《北伐谕幽州吏民诏》,第二次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北宋对这次战争经过较长时期的准备,又广泛地调动起能调动的力量,单是承担军需供应和运输的民工,就扩大到从七十个州府内征调,物资调运数目之大可想而知。参战的禁军将士二十万,几乎动员了本朝所有的精锐部队,军官无疑都是久经战场,并通过慎重的遴选。这些,都显示了宋对幽燕期于必得的决心。而且,大量资料证明,整个战略部署也不是太宗一人闭门造车构想所成,而是集体研究的产物。就在此月,已罢相为刑部尚书的宋琪,其接连所上的平燕之策,太宗也“颇采用之”。

宋军这次北伐的总体战略部署是:任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为全军主帅,统率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三十徐将,兵分三路进击。东路军:曹彬亲为主帅,崔彦进为副帅,率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取道东北经固安(今河北固安)再折至涿州(今河北涿州市),然后向幽州挺进,又以米信为主帅,杜彦圭为副帅,率军从雄州出发,向西北经新城(今河北新城)至涿州,与曹彬部队会合。由于宋军在东路是分两路推进,所以,这次北伐实际上是四路进兵。东路军的兵力有十万多一点。是进攻幽州的主力,其中,米信一军又是作为曹彬军的辅助部队,起呼应配合作用。中路军: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即中路军主帅,率部从定州(今河北定县)出发,从西北方越过太行山,占领战略要地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切断并阻击辽军的西援,配合西路军拿下代北诸州。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帅,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占代北云、应、朔等州后,会合田重进部,向东迁回,最后与东路军一起合围并攻占幽州。中、西路军共有作战部队近十万,因中路军又是作为西路军的辅助配合部队,估计在兵力分配上是西强中弱。除三路陆军之外,又任高琼为楼船战掉都指挥使,统率一千艘战船趋赴雄州待命,似有在渤海湾登陆,从侧后夹击的意向。可能是宋朝廷对其水军的战斗力缺乏信心,集结在雄州的水师后来并没有独立承担某个方面的战斗任务,只担负了运输和加固修缮易州城池的工程。)

战略意图是:曹彬、米信率部“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或者干脆“顿放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不要贪图小胜而多主动向敌进攻,以此将辽的主力部队吸引聚集于幽州地区,不敢大批抽调兵力向西增援。计划在一至二月之内,潘美、田重进两部攻占了太行山西北,即所谓山后的云、武、应、朔、蔚、新、寰、儒、九州之后,三路兵马会合,才直向幽州挺进,与辽军主力作最后的决战,实现夺取幽州的战略目标。)

宋军在一至二月间完成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准备。三月初,三路宋军同时向幽云地区发动了全面攻击。甲戌(六日),辽廷就迅速获悉宋三道进犯的奏报,紧急征调各部族兵增援幽州地区,归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又派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领大军紧接着开进关内。萧太后与圣宗也立即作出了亲征决定,并马上付诸行动,率师驰赴前线,驻于驼罗口(今河北涿县东北)督促诸军在南京即幽州的外围涿州一带,抗击宋军。为了保障幽州的安全,在曹彬攻占涿州的当天(三月十三日),萧太后与辽圣宗急调东征女真的兵马回援。次日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今河北卢龙县)之海岸,防备宋水师从海道袭击。直到丁亥(十九日),才任命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分兵去挽救中、西方面辽城池接连失守、节节败退的颓势。从以上辽采取的应变措施看,显然不出宋的意料,辽始终将幽州作为防御重点,从而在这个地区集结其主要兵力与宋决战。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后方的粮食补给线经常被辽军截断,与耶律休哥诸军于涿水之北相持十多天后,部队给养接济不上,以至于“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至此,宋军后勤补给这一缺陷已经暴露出来。而且,辽还侦知到宋水师没有从海道进攻的迹象,只是作为宋东路军的后勤运输工具而已,于是便立刻将防守平州的军队调回。尽管如此,战事到曹彬军退至雄州期间内,总的说来还是有利于宋方。东路军虽然退守雄州,在撤退中被辽兵追蹑也遭到不小损失。但一月之内同辽军的战斗,还是胜多败少,从战略上看,至少是打了个平手。中、西两路宋军却创造了十分骄人的战绩。潘美和杨业的西路军在三至四月内,相继攻占寰、朔、云、应等州,进展顺利。田重进的中路军迭经苦战,与辽军斗智斗勇,取飞狐、灵邱、蔚州,生擒辽来援勇将大鹏翼。两路大军已“多得山后要害之地”,虽然耶律斜轸在蔚州的反攻得手,重创了宋贺令图等部,但宋军仍然占据着上风。这是宋辽会战第一阶段的大致情况。

曹彬军从涿州撤退大约在三月下旬,估计在四月初到达雄州。为了避免撤退使西邻米信的部队成为孤军从而遭到辽追兵的围歼,曹彬还派遣一支军队去接应尚在新城一线运动的米信部队。由于赶到及时,在四月壬寅(四日),致使米信军于垂败中侥幸取胜,然后安全地撤回雄州。

东路军经过长距离来回的运动战,撤回雄州后应得到较好的休整,使已劳弊的部队重新焕发出充沛的战斗力,然而,中、西两路军累获胜利的消息却引起了东路军众多将领的躁动不安,他们耻于无所攻取,亦意欲争功,于是“谋议蜂起”,作为主帅的曹彬面对这一局面左右为难,无法控制,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乃裹粮与米信复趋涿州”。

耶律休哥闻说宋军主力再攻涿州,便先采取了一种疲劳宋军的战术,用装备轻便的骑兵部队与宋军接战,且战且退,使宋军在进军中始终处于交火状态,又选择在宋军进餐等休息时实施骚扰袭击。加之气候炎热,宋“军渴乏井,漉淖而饮”。经过四天艰难的战斗和跋涉,好不容易才重新夺回涿州,而聚集在驼罗口以逸待劳的辽军在辽圣宗与太后的亲自率领下,直向宋军扑来。此时,宋士卒困乏,粮又将尽,听说辽援兵将至,又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涿州 ,冒雨仓皇逃退,其部伍之混乱,犹如狼奔豸突。耶律休哥则乘乱带兵追杀。五月庚午(三日),已有了增援精兵的耶律休哥追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与宋曹彬、米信两军发生了一场激战,宋军惨败,被“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余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沙河为之不流”。田重进中路军面对东路军的溃败,就不得不率师撤退至定州防守。潘美、杨业的西路军此时已是孤掌难鸣,太宗只得诏令其护送云、应、寰、朔四州吏民内迁。七月,由于监军王铣和潘美拒绝了杨业的正确建议,逼令其正面迎敌,结果朔州一战,宋军又遭溃败,连勇将杨业也被擒殉国。宋军从高梁河战败后准备了八年之久的雍熙北伐,至此又以失败结束。

雍熙北伐失败原因综析

北宋雍熙北伐的失败,最糟糕的后果,是使此后北宋朝廷丧失了独立收复幽燕的信念;辽朝最大的胜利,也莫过于从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进攻意识,使北宋在对辽策略上从此转为消极防御,主和妥协。尽管也不断有振奋者企图挽回颓局,但皆因势单力薄而难以逆转这一潮流。这次战争,无疑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历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们痛心疾首,千载之下,也是今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对宋失败原因的探讨,则是这一问题的焦点所在。

首先,是这次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吕中将此视为首要原因:“既平河东之后,三出王师,屡与敌接而不获伺时,一也'。甚至还绝对地说幽燕在'太宗时未有可取之机耳'。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决策,以不知彼而战,一开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学者也普遍认为这次北伐为轻举妄动,盲目无知。论述已多,故不烦一一征引。但有一点笔者却不敢苟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这一错误决策的责任归之于太宗及贺令图等人。如前所述,这种看法已始于当时。如端拱二年文臣们的奏议中,既归罪于贺令图等人,李至、王禹偎还不约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汤罪己之旨,下汉武哀痛之诏”。

      当时的文官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应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事情的最后决定权是皇帝,作战的是武人,而文臣们向皇帝进言都是出于忠君爱国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过是提供参考的一种选择,即使战争的结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预料,都可以轻易地从理论上和心理上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对此,太宗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认帐,但出于对全国臣民的安抚,也采纳这一建议,随即发布罪己诏书,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诚然,贺令图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错误。但满朝文臣也几乎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辽朝,而且没有一人站出来对出兵表示鲜明的反对意见。虽然在“陈谋画策”上,是太宗与枢密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河等人商议制定,而“中书不预闻”,但宰相李昉等人在军事上也从未显示过具有超乎寻常的见解,即便让他们参与筹划,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应该说这一决策的失误,乃是整个朝廷的失误。王夫之对张齐贤从反对到赞成北伐前后态度“反覆”的批评,已侧面透露了他这一反传统的看法,颇具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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