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32 《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 赵现 参加讨论
摘 要：在东亚大陆的广阔空间, 古代中国努力构建以“王者无外”为内涵的“天下秩序”, 积极向外拓展, 从而构建起庞大的王朝疆域。在军事、行政能力具有一定局限的情况下, 古代中国为管理广阔的疆域, 对广阔疆域实行差序治理, 在直接控制区施行郡县制度, 在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 而在更为遥远的异国实行藩属制度, 于是形成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层级结构, 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一部中国史, 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 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 转变为“均质疆域”, 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历史认知, 还是对当代中国疆域的现实认识, 我们都应从王朝天下的角度, 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 否则难以避免理解错位。差序疆域所具有的弹性空间与灵活方式, 也为解决当前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冲突、宗教对立等现实问题, 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与解决思路, 是未来值得借鉴与挖掘的疆域管理模式。 关键词：“天下秩序”; “差序疆域”; 郡县制度; 羁縻制度; 藩属制度; 作者简介：赵现海, 1978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边疆史论” (项目号:17FZS002) 的阶段性成果; 东亚大陆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 促使中国古代形成了开放性的疆域观念——“天下”。只有实现“天下一统”, 才能完成政治建设的终极目标, 赋予政权本身以政治合法性。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军事、政治能力的局限, 致使直接统治所有已知地区既不可能, 也无必要。那么, 如何克服政治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与落差, 以有限的能力构建起普世的“天下秩序”, 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构建疆域模式时所需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考察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独特疆域模式, 并将其与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的疆域观念相对照, 以期揭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对当代边疆治理研究的潜在启示意义。 “王者无外”理想观念下的“天下秩序”与“王朝体系” 东亚大陆开阔的地理空间为中国古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促使其思维呈现无限制的延伸, 认为地无边界。战国时期道家著作《列子》, 借助汤与革之间的对话, 表达了这一观念。1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 中国古代相应形成“王者无外”2的政治观念, 而其所标榜的国际秩序, 相应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3。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一直未将统治视野局限于“中国”, 也就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本土, 而是以中国本土为核心, 观照普天之下。比如《礼记·中庸》认为“至圣”, 也就是圣明君主能够将恩泽普及包括中原与边疆的所有地区:“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施及蛮貊, 舟车所至, 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 地之所载, 日月所照, 霜露所队, 凡有血气者, 莫不尊亲, 故曰‘配天’。”4相应, 历代中原王朝所定政权的名号, 也非“国号”, 而是“有天下之号”5。目前所见, “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周书》:“用于天下, 越王显。”6在“天下”观念下, 并无真正的国际秩序, 异域政权通过各种形式, 被巧妙地安排于中国主宰的“天下秩序”的不同序列, 如果无法安排进来, 那么就将其作为“荒”, 选择性地遗忘或放弃。 《史记》描写了舜统御四海、禹治理天下的景象:“方五千里, 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 西戎、析枝、渠廋、氐、羌, 北山戎、发、息慎, 东长、鸟夷, 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7“东渐于海, 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 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8《古文尚书·周官》描绘出周天子统治普天之下的理想图景:“惟周王抚万邦, 巡侯甸, 四征弗庭, 绥厥兆民。六服群辟, 罔不承德。归于宗周, 董正治官。”“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时巡, 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 大明黜陟。”9秦始皇于琅琊勒石纪功, 便将当时所知地区皆纳入秦朝的一统秩序:“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西涉流沙, 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功盖五帝, 泽及牛马。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10东汉时期将华夷音乐合奏于殿廷, 视作盛世之气象。11明永乐时期, 在多方经营“四夷”、取得巨大事功之后, 用乐舞形式展现了“万邦来朝”的“太平盛世”12。天下秩序体现在族群层面, 便是无论华夏或者夷狄, 皆被纳入统治秩序。“华夏蛮貊, 罔不率俾, 恭天成命”13。天下秩序体现于战争层面, 便是只有以上伐下的“征”, 而无敌国之间平等的“战”。“征者, 上伐下也, 敌国不相征者。”14西汉武帝建元三年 (前138) , 淮南王刘安上书谏征闽越称, “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15;三国曹魏明帝时期, 散骑常侍钟毓劝谏曹芳伐蜀, 也称“王者之兵, 有征无战”16, 甚至将战争视作刑罚之一17。可见, 天下秩序的政治理念是积极而开放的, 是致力于向外拓展的。 作为天下秩序的直接反映, 古代中国建立了以广疆域、多族群、多宗教为特征的“王朝体系”。与近代以单一民族为主体、单一宗教为主流信仰的民族国家体制不同, 古代帝国往往是多族群、多宗教的混合体, 这是古代帝国崇尚开拓疆土的历史产物。中国古代不仅同样如此, 而且更为典型与稳定。这不仅源于古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完整而封闭的地理单元, 为中华帝国的开疆拓土提供了有利地形, 还在于古代中国奉行“有限扩张主义”, 在疆域治理上更为弹性、温和与稳定。相应, 在中国古代, 长期呈现在汉人或北方族群建立的中原王朝之下的边疆不同政权、不同族群虽不断与之发生战争, 并长期保持自身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立性, 却基本与中原王朝保持不同程度的羁縻或藩属关系, 在竞争中彼此共存、共生, 共同发展, 从而共同构成疆域辽阔、族群复杂、宗教多样的“王朝体系”。18因此,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族群与宗教, 应从王朝天下的复合性的角度, 而非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的角度去审视, 以免造成理解上的错位。对于当今中国的疆域、民族与宗教的理解, 也应充分关照这一历史特征。 西欧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出诸多以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 借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所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以国际法的形式, 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主权神圣、独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 一直影响至今。产生并崛起于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欧美国家, 与单一民族、宗教的日本, 对于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的讨论, 相应都是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背景出发, 建构相关的疆域、民族与宗教理论。这一现代民族国家视角对于认识近代以来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无疑是恰当的, 但对于理解世界古代, 尤其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 显然是以今非古的错位视角。当今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上疆域、族群、宗教的解读, 都陷入以单一性、斗争性错位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复合性、共生性的认知困境。当今我们应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揭示中国古代独特的疆域观念与管理模式, 并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 也就是以“天下观念”视野下的“天下秩序”与“王朝体系”取代当今流行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先秦时期“五服”“九服”的“差序疆域”观念 正如上文所述, “王朝体系”下, 中华帝国治下不同疆域、政权、族群、宗教之间拥有巨大差异。或者说, 古代中国的管理方式, 呈现了区别对待的差异取向。正因为具有这一包容性, 古代中国才能不断将边疆政权、族群纳入“王朝体系”之下, 并在近代遭遇外界巨大压力之后, 仍能保有绝大部分的疆域遗产, 并通过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互动, 建立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体制, 成为当今唯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古代帝国遗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区别对待的差异取向, 体现在疆域管理上, 就是呈现“差序疆域”的政治地理格局。 在世界诸主体文明中, 中国最为强调血缘。血缘不仅构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而且上升为社会体系、国家政治的核心原则。中国古代政权称作“社稷”, 其中之“社”便是祭祀祖先的场所, 也即在中国古人看来, 政权实际上是血缘群体的延伸、扩展与提升。《尚书》在论述上古政治运作模式时, 不仅将血缘伦理作为政治原则19, 而且将政治视作宗族管理的延伸:“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0同样, 中国古代最早的疆域观念即“五服”“九服”“九畿”体系, 也脱胎于对亲属关系的因袭, 与血缘关系依照亲疏呈现出由近至远的差序一样, “五服”“九服”“九畿”的疆域划分, 也同样表现为差序格局。21 五服、九服、九畿虽模拟血缘次序, 但在其疆域格局之下的不同部落或政权, 却并不依靠血缘脉络, 而是依靠地缘次序来维系政治关联。这源于伴随上古华夏文明的不断拓展, 政治体已不限于某一具有血缘关系的部落, 而是不同部落共同组成的政权甚至国家, 地缘于是逐渐取代血缘, 成为政治体之间的联系纽带, 但血缘的政治观念却仍然保留下来, 地缘格局从而仍用血缘概念加以表述, 呈现了拟制血缘的特征。 但另一方面, 伴随华夏文明的不断拓展, 为统治越来越广阔的疆域, 在模拟血缘关系的同时, 势必要树立足以整合广大地区的地缘观念。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天”作为中国古代原始崇拜的重要对象, 由于其包容无限的形象特征, 从而逐渐进入政治层面, 成为与祖先同等重要的政治合法性的源头与标准。五帝时期, 统治者即位仪式便已是祭天、祀祖的结合。伴随国家疆域的进一步扩大, “天”的地位甚至逐渐超越祖先, 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尤其在政权鼎革之时, 普世性的“天命”观念便成为起事者质疑、批判既有统治者尊奉“祖先”观念的舆论工具。夏启、商汤讨伐有扈氏、夏桀, 西周讨伐殷商, 都分别以“天命”作为号召。而“祖先”观念由于倾向于维护现存秩序而被选择性淡化。不过政权一旦建立, 更有利于一姓统治的祖先观念便再次反弹与昂扬。比如商宣扬以天命取而代夏, 但在革命成功之后, 却大行祖先崇拜。周也号称之所以能由“小邑周”代替“大邑商”, 原因也是天命所在, 而一旦建立政权, 却将宗法制充分发展, 大行分封。 正是缘于血缘与地缘、祖先崇拜与天崇拜的相结合, 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逐步形成了。如果中国古代政权仅限于血缘观念, 将使疆域视野狭隘化, 无法将越来越多的地区置于政治视野之下;如果仅有地缘观念, 那么不同地区将是散乱而平等的地域联合, 而非由内至外的井然有序。正是血缘的有限差序与地缘的无限蔓延的结合, 才形成了由内而外、王者无外的天下秩序。而这一秩序的排列方式与逻辑显然是差序格局。 《尚书·酒诰》将商朝天下分为内服、外服。22“服”, “服事天子也”23。学界认为“服”包括了向天子尽职与纳贡两个方面。24顾颉刚认为内服指王朝, 外服指诸侯。25内服内部又分诸多种类, 外服内部又分多个层次。“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26《逸周书》记载周初成王时期, 有三层政治区域:比服、要服、荒服, 每种政治区域以千里为距离, “方千里之外为比服, 方千里之内为要服, 三千里自后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27比服在后世儒者看来, 应为王畿附近地区或五服中的侯服、甸服、宾服区域。孔晁认为这种三分法, 并非周代所创而是承袭殷商之旧, “比服名因于殷, 非周制也”27。 而据《史记》记载, 舜任命禹治理天下, 已经建立起“五服”统治序列, “辅成五服, 至于五千里, 州十二师, 外薄四海, 咸建五长, 各道有功”8。成书于东周的《周语》记载“五服”即“先王之制, 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蛮夷要服, 戎翟荒服”。顾颉刚认为侯服为诸侯;宾服为前代王族有国者, 以宾礼待之, 希望其能帖服新朝、作王屏藩, 故名“宾服”;要服, “要”即“约”, 指常居中原之夷蛮, 文化程度较高, 虽不属华夏, 但仍受约束, 故名“要服”;荒服指戎狄, “荒”犹“远”, 即未受华夏文化陶冶之外族, 时时入寇, 虽欲跻身华夏而不得, 故名“荒服”。25 《周礼》又在五服基础上, 衍出“九服”观念, 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乃辨九服之邦国, 方千里曰王畿, 其外方五百曰侯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23 《逸周书》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 只是措辞稍有不同。28在九服政治序列下, 各政治区域虽然规模是一样的, 皆为五百里, 但政治单元数量却越来越多。“凡邦国千里, 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 方四百里则六侯, 方三百里则七伯, 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 方百里则百男, 以周知天下。”23《周礼》认为周朝借此实现居内驭外、居重驭轻的政治目的, “凡邦国, 小大相维, 王设其牧, 制其职”23。由于越向外, 政治单元越多, 相应周王室管辖起来越益不便, 因此周天子并不直接管理各诸侯国事务, 而维持象征性的治理:“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 谕言语, 协辞命;九岁属瞽史, 谕书名, 听声音;十有一岁, 达瑞节, 同度量, 成牢礼, 同数器, 修法则。”29周王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 《周礼》记载是十二年, 才巡视一下诸侯国, “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29。维系周王室与九服之间政治关联的制度形式, 是宽疏而松散的朝贡关系, “各以其所能, 制其贡, 各以其所有”23。在发生大事时, 周王室才以天子权威仲裁、解决, “凡诸侯之王事, 辨其位, 正其等, 协其礼, 宾而见之。若有大丧, 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 则受其币, 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 岁相问也, 殷相聘也, 世相朝也”29。 《周礼》关于九畿序列的设定与九服序列基本一致, 同样只是措辞有所不同。 乃以九畿之籍, 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30 在五服、九服最内层, 也同样具有分层, 由内至外分别为都城、京师、甸服,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 甸服之内曰京师, 天子所宫曰都”31。 在五服、九服、九畿差序疆域下, 不同政治区域与周王室政治密切度依次递减。《尚书》记载五服政治区域对于周天子具有不同的政治义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 二百里纳钅至, 三百里纳秸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 二百里流。32 《周礼》也指出不同政治区域距离周王室越远, 朝贡次数越少, 与周王室关系就越疏远。 邦畿方千里, 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 岁一见, 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 二岁一见, 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 三岁一见, 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 四岁一见, 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 五岁一见, 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 六岁一见, 其贡货物。九州之外, 谓之蕃国, 世一见, 各以其所贵宝为挚。29 《吕氏春秋》也指出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多少、抽税轻重, 主要依据是远近与出产情况, “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33。有鉴于此, 东汉末年曹操谋士何夔称, “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34。到了要服、荒服层次, 周王实际上已不能控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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