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苏联以“应卡尔迈勒为首的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请求”为名，悍然大举出兵阿富汗。如今，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前尘隔海，往事如烟。但是30年前苏联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以及这一行动所带来的悲剧后果，仍值得人们研究和深思。
苏联的插手与阿富汗政局的恶化
地处亚洲中西部、伊朗高原东缘的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家。它西邻伊朗，北面与苏联有240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东、南紧贴巴基斯坦，领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1600余万，信奉伊斯兰教，90%是农、牧民，国民收入的80%靠农业。1978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折合155~16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口中55%是普什图人（阿富汗族），其他为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哈萨克人。19世纪30年代，英国侵入阿富汗，挤走沙皇俄国已经伸进来的触须。阿富汗人民经过三次抗英斗争，终于在1919年恢复独立。1963年，国王查希尔通过修改宪法，规定王室成员不得参政，迫使国王的堂兄达乌德辞去首相的职务。对此，达乌德一直心怀不满，找到一直觊觎阿富汗的苏联为靠山，策划重新上台。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乘查希尔国王在国外治病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自任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77年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达乌德上台之初，积极奉行亲苏政策，深得苏联领导的赏识。苏联乘机积极向阿富汗渗透。1974年6月4~8日，达乌德正式访苏，双方会谈后确认：苏联和阿富汗之间充满信任和相互谅解精神的友好睦邻关系正在顺利发展。期间，苏联迅速向阿富汗派遣了2000多名经济技术专家，提供十二亿六千五百万美元贷款。苏联大力扶持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作为苏共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可是，由于苏联做得太露骨，以致好景不长。达乌德因不满苏联的过分干预和控制，从1975年开始，就清洗
了一些亲苏势力，并向苏联以外的世界寻求援助。在外交上拒绝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表示奉行不结盟政策。凡此种种，都招致苏联的忌恨。1977年4月中旬，达乌德访苏，勃列日涅夫亲自“规劝”他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回答：“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勃列日涅夫又要求达乌德“驱逐在阿富汗的所有帝国主义专家。”达乌德回答：“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在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9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格给予18%的补偿。
达乌德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苏联对自己的不满和威胁。出于自身统治地位安全的需要，达乌德于1978年4月26日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在内的7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罪名是：“违反了阿富汗宪法第46、47条的规定。”第二天，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阿明立即发动军事政变，指挥第4坦克旅攻入总统府，打死达乌德一家，以及身兼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的达乌德的弟弟等30余人。达乌德一家，几乎被满门抄斩！政变发动者经过10小时的战斗就大功告成，以后就称之为“阿富汗10小时的四月革命”。4月30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明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苏联就宣布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四月革命”是打着苏共印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策动和实施的，据此，某些西方媒体和我国的史学著作认为“四月革命”是苏联策动的。但是，这种判断至今还缺乏档案文献的证实。根据目前接触到的史料表明，苏联没有参与“四月革命”。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影响苏联对政变成功所流露的兴奋和对塔拉基政权的支持，因为推翻达乌德政权，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正是苏联梦寐以求的。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后，立即表示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7月11日，塔拉基对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说：“阿富汗的革命所以胜利和发展，是因为有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为苏联的邻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希望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的参加者和成员。”当天，阿明又向这位苏联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的著作的教育。”阿明还说：“我们对苏联朋友没有秘密，因为我们总是想用四点基本品质教育党员，这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主义、国际主义。”
人民民主党当政后，立即仿效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塔拉基表示：“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苏维埃政权在60年来所做的事。”于是，全国开始对工商企业、农村、宗教领域，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改造”。清洗运动更是大规模地开展。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领导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镇压。阿明曾以“请部落代表到喀布尔谈判”为名，一次就诱杀了500名部落首领。1978年5月24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扩大革命委员会编成的决议》和《关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统一的呼吁书》，实际上是在人民民主党内开展清洗。清洗的重点是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属于“旗帜派”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计划部长等9名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党，大多遭杀害。卡尔迈勒因为得到苏联的庇护，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大使，8月又被撤职。苏联为了保护卡尔迈勒，就让他留在捷克。塔拉基当政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陷入了看不见尽头的恐怖之中。苏共也始料不及，它期盼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竟是这样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1979年3月17日，基里连科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必须告诉塔拉基，让他们改变策略，不应该采取大规模枪杀、刑讯等行动。宗教问题，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家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个大的政治问题。这里必须斩钉截铁地告诉塔拉基，不许他们采取任何不容许的手段。”
1979年初秋，塔拉基和阿明之间的矛盾又白热化了，彼此形同水火，都想除掉对方。1979年9月初，塔拉基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第6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后，回国时路过莫斯科，和苏共中央举行了密谈。9月10日，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塔拉基，并提醒他：“根据苏联情报侦察机关得来的材料，应当注意面临的危险。”勃列日涅夫甚至劝塔拉基暂时留在莫斯科，待局势大定之后再返回喀布尔。塔拉基对勃列日涅夫的提醒表示感谢，并说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坚持返回喀布尔。
这些情况都被阿明侦知，并决定抢先动手，除掉塔拉基。
1979年9月14日，阿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解除了3名塔拉基的亲信的部长职务，并改组了内阁。当天下午3时，塔拉基在与苏联驻阿富汗的3名代表密商之后，打电话请阿明到总统办公室“商谈工作”。碍于苏联代表承诺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面，阿明带着8名贴身保镖及警卫队来到总统府。阿明刚进入总统府即遭到预先埋伏的枪手的密集枪击。阿明因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的遮挡，只伤着手；8名保镖全被击毙。阿明在警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后，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戌部队进攻总统府，逮捕了塔拉基。9月15日晚，阿明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解除塔拉基及其“一伙人”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6日清晨，阿明又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选举自己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跟着任命阿明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
经过9月14日政变、阿明当权之后，强烈地、公开地表示对苏联的不满。阿明多次向苏联政府“建议普扎诺夫大使离开阿富汗”；“苏联大使支持了反对派，危害了我”。10月8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利在会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使节时，公开表示不满苏联参与暗杀阿明的计划。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萨弗龙丘克当即质问瓦利：“您是否明白，这样毫无根据地指责会给苏阿关系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瓦利根本不理苏联外交官的抗议。
政变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曾指示苏联驻阿富汗代表，向阿明转达苏共中央的“意见”：“塔拉基下台后，不应对他采取任何迫害措施，或者进行什么审判。”阿明对苏共中央的“意见”不屑一顾。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秘密地将塔拉基活活闷死。10月10日，阿富汗各大报同时发表一条短讯：前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久病之后于昨日清晨病重去世。死者的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迫于阿明政府的压力，苏联只得将普扎诺夫召回，任命原苏共鞑靼州委第一书记塔别耶夫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
苏共中央一心想除掉阿明，结果因计划不慎，反被阿明抢先得手。勃列日涅夫为塔拉基的死而深深地难过，并为未能劝说他留在莫斯科而内疚。事后，勃列日涅夫多次对安德罗波夫伤心地说：“你带给我的材料（指克格勃收集的有关阿明密谋除掉塔拉基的材料--作者），我都给他（塔拉基）看了，并对他讲，情报侦察部门保证消息是可靠的。”因此，即使从感情上说，苏共中央也不能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的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最初的决策：不直接出兵
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在决策上经历了一个180度转折的过程，而这一转折是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特别是实施南下战略相关联的。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任度跌至几近冰点，苏联经过十几年苦心经营，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势力网也全被撕烂。为此，勃列日涅夫的中东政策，遭到苏共中央以谢列平为首的一些人的质疑。1967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了苏联的中东政策，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的报告，并就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说：“我们党和政府的立场以及它们对近东事态采取的实际措施，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完全拥护。”不过，勃列日涅夫尽管乘机削弱了谢列平的势力，但是苏联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毕竟损失惨重。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苏联就极力向阿富汗伸张，以期建立前出波斯湾的新的前进基地。苏联特别寄希望于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阿富汗建成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局势极为关注。且不说阿富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苏联和美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更看重的是苏、阿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阿富汗居民中有700万左右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45%。他们和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各族居民属同源民族，共同拥有边境河流的水资源，历来有着相当密切的经贸往来，相互之间的密切影响不是国境线所能遮隔得开的。苏联之所以在阿富汗下那么大赌注，就是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密切关系到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
自1978年“四月革命”、人民民主党掌权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没有一方土地是平静的，全国始终是剧烈地动乱，弥漫着血腥的恐怖。苏联好不容易帮助建立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本想使之成为苏联在中近东地区的新据点，可是眼看它将变成一只“烫手山芋”。更令苏联担忧的是，反政府的“伊斯兰圣战”在全国迅速蔓延，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
1978年6月，阿富汗东南部的库尔纳、帕克吉亚、南加尔哈尔等省的武装穆斯林组织，就展开了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塔拉基政权出动由苏联提供武装的正规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先进武器实施镇压。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于是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难民约11万，到1979年底达到80万左右，1980年超过了100万。“难民潮”的出现，使反政府武装斗争更为激化起来。1979年3月，西部重要城市特拉赫爆发了什叶派武装暴动，在该城的100多名苏联顾问被杀。政府军占领该城后，报复性地枪杀了几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这样的屠杀，使反政府武装迅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遍及全国28个省的23个省。他们破坏交通、袭击机场，毙俘政府军3000余人，300多名苏联顾问丧生。塔拉基政府的所作所为、“难民潮”的汹涌、苏联的插手，以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使阿富汗急速恶化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中近东地区、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两侧的普什图人，巴基斯坦境内的约300万，在阿富汗领土上的约350~400万。两国边境的众多普什图部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从来都没有受到该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政府的有效控制。这些普什图部落任何时候也不曾向任何政府交纳过赋税或其贡赋，由部落首领自行管理。这里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这里的成年男性居民，几乎都装备有现代化的火器。他们90%以上是文盲。他们虽然不服兵役，但是以在军队、边防军、警察，以及各种地方军事组织中服役，作为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
他们基本上都是逊尼派穆斯林。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区还是该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塔拉基政府搞“苏式社会主义”，阿明诱杀部落首领，使部落地区武装暴动蜂起。反政府武装乘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建立基地，并得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多方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军事行动往往是疲于奔命，而没有实际效果。政府军也因不满苏联的干预，不断哗变。驻扎在赫拉特市的阿富汗政府军的一个师瓦解，其中的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倒向了反政府武装。塔拉基政府曾多次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反政府武装，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
面对阿富汗的局势和塔拉基政府的再三请求，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18、19日，连续三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阿富汗的局势以及苏联所应采取的做法。17日，勃列日涅夫没有出席会议。受勃列日涅夫委托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基里连科一开头就说：“事情刻不容缓。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长--作者，下同）、安德罗波夫（苏联克格勃主席）和乌斯季诺夫（苏联国防部长）同志今天拟订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现已准备好，就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并拟定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首先让我们听一听葛罗米柯的发言。”于是，葛罗米柯做了长篇发言，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做了补充，多数政治局委员只是发表了一些表示同意的插话。葛罗米柯等三人发言的主要意思是：阿富汗局势已急剧尖锐化，塔拉基政府已难以控制了；塔拉基请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粮食。“塔拉基似乎是随口说，大概是要求陆地和空中援助。这应该理解为要求我们派出我们的陆军和空军。我认为，在给予阿富汗援助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安德罗波夫补充时特别强调：“很可能（国际社会）给我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阿富汗。”虽然没有正式亮出来，他们三人所拟订的方案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即：为确保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即使被国际社会戴侵略者的帽子，也在所不惜！
讨论到这时，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作者）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必须出兵时我们将同谁作战？谁将反对阿富汗的现领导？他们都是些伊斯兰教徒，相同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如此强烈，教徒如此狂热，足以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柯西金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向阿富汗政府）运送武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确信它不会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如果他们（阿富汗政府）的军队瓦解了，那么这些武器势必被叛乱分子掠走，然后就会产生我们将怎么向世界舆论交代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有根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出兵，那就应当选择相应的论据，对一切都应当详尽地加以解释。”柯西金总括自己的意见说：“现在我们难以形成政治文件。为此，同志们需要再工作。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 给三天时间。”
这样，17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意见，而是要求柯西金与阿富汗方面紧急联系，了解确切的情况，再作定夺。
3月18日，政治局紧急会议继续。会议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汇报：昨天，我曾两次与塔拉基进行了电话交谈。“塔拉基同志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柯西金继续说：他们想要得到步兵坦克和装甲车的加强，但是他们那里没有坦克手。“所以他们请求我们从坦克部队中派塔吉克人坦克手和装甲车手，让他们换上阿富汗服装后派来。当时我再三说：塔拉基同志，我们军队参加作战的事实是根本掩盖不住的，是会很快被揭露的，记者们会向全世界传播说苏联坦克手在阿富汗作战。”
政治局紧急会议两天的讨论，柯西金的意见使葛罗米柯等三人不得不谨慎地重新考虑他们原定的“方案”，修正他们的意见。为此，安德罗波夫接着发言：“同志们，我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思考，我们为了什么要出兵阿富汗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的是，阿富汗对现在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尚未做好准备。那里宗教势力很强大，乡村居民几乎都是文盲，经济落后，等等。我们都知道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学说。阿富汗尚不具备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因此我认为，我们只有借助我们的刺刀才能挽救阿富汗革命，而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容许的。我们不能去冒这样的险。”葛罗米柯跟着说：“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排除采取我们出兵阿富汗措施的建议。那里的军队不可靠。这样一来，我们进入阿富汗的军队就将成为侵略者。它同谁作战？首先是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须向人民开枪。安德罗波夫正确地指出，阿富汗的形势对革命来说就是不成熟，（如果出兵）我们近年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削减武器等克服困难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当然，这还将会是献给中国的最好礼物。所有不结盟国家也将会反对我们。一句话，采取该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等待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契尔年科也说：“如果我们出兵阿富汗去打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谴责是侵略，罪责难逃。”
经过两天的讨论。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于阿富汗的局势以及苏联的对策，终于形成这样的一致意见：阿富汗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援助塔拉基政权，但是不能直接出兵。
19日，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继续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勃列日涅夫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说：这几天会议“提出了关于我国军队直接介入阿富汗发生的冲突的问题。我想，政治局委员们确定我们现在不该被拖入这场战争是正确的。应该向塔拉基同志及其他阿富汗同志讲清楚，我们能够援助他们在国内行动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军队介入阿富汗不但会给我们带来损害，而且首先会给阿富汗带来损害。”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经勃列日涅夫最后敲定：苏联不直接出兵。并决定3月20日在莫斯科接待塔拉基，告知苏共中央的决定。
1979年3月20日，塔拉基应邀秘密来到莫斯科，与柯西金、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柯西金开门见山地说：“政治局委托我们同您讨论所有您认为必须交换的意见的问题。正像我已经对您说过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定于18时至18时30分同您会面。”柯西金接着说：“我们认真讨论过贵国的形势，寻求过给你们最符合我们之间友谊利益和你们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援助的途径。解决你们产生诸种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好的途径是既能保持贵国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又不破坏阿富汗同邻国的关系，也不损害贵国的国际威望。绝不容许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即让别人看到似乎你们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邀请外国军队的援助。”柯西金已经把苏联不直接出兵的意思表达得够明确了。不过为了使塔拉基不再有任何提出这方面要求的余地，柯西金又进一步说了这样一大段话：“我们把保卫你们免受任何可能出现国际麻烦影响，看成是现阶段自己的任务。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对保障领导贵国军事和经济事务有用的人，以及训练你们的军事人员，帮助使用我们向你们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出兵到阿富汗领土会立即刺激国际舆论，在多方面引起负面后果。（这样做）实质上不仅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而且也是同本国人民的冲突。我们共同的敌人正期待着在阿富汗领土上出现苏军的那一时刻。这将为他们向阿富汗领土派遣敌视你们的武装部队提供借口。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关于出兵的问题我们已从各方面进行了审议，仔细研究了该行动的各个方面，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出兵，贵国的局势不仅不能改善，反而会复杂化。不能不看到，如果到那时，我们的军队不仅是同（在你们领土上的）外国侵略者斗争，而且还要同你们的某一部分人民斗争。而人民对这样的事是不会饶恕的。此外，只要我们军队刚一跨越边界，中国和所有其他侵略者就会赢得失去的名声。我们的结论是：现阶段从给予你们最有效的支援的观点出发，我们对邻国施加政治影响，以及提供大量和多方面援助是最好的方法。”柯西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塔拉基只能表示：“非常感谢您就我想讨论的问题详尽地阐述了苏联领导人的立场。”
当天晚上6时，勃列日涅夫接见了秘密来访的塔拉基。勃列日涅夫寒暄了几句之后，马上转入正题。关于要求苏联出兵问题，勃列日涅夫告诉塔拉基：“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权衡了利弊，现在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不应该做这件事。如果做了，就等于帮了敌人（无论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的忙。”当然，勃列日涅夫也没有让塔拉基空手而回。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除已在阿富汗的500多名将军和军官之外，再派遣几名高级党务工作者和150~200名军官。
苏共中央决定直接出兵
直到1979年秋，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基本方针都是不直接出兵。
苏共中央对阿富汗从坚持不出兵到决定直接出兵，这一转折的关键因素是阿明杀掉塔拉基，取而代之，上台后改变了倒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阿明上台，置苏共中央的警告于不顾，杀了塔拉基，已使苏联极其难堪。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阿明又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有“反阿明情绪”的人。阿富汗全国陷于更加阴森的恐怖之中。由此，反政府武装也越来越壮大起来。到1979年10月，反政府武装几乎控制了阿富汗全国80%的领土、1000万人口，阿明政权只能困守在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小块地区。苏共中央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已影响到苏联国家的战略安全。
更令苏共中央紧张和不安的是，阿明政府越来越公开表现出摆脱苏联的倾向。阿明不仅指责苏联插手“九月事件”，要求苏联撤回驻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并且拒绝苏联向其发出的访问邀请。在这同时，阿明提出要实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公开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阿明亲自与美国驻阿富汗代办秘密接触，为美国文化中心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求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按照阿明的指示，阿富汗特工部门停止了针对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种种监控。所有的迹象表明，阿明当权的阿富汗将倒向美国和西方，而这是苏联万万不能容许的。在3月17~1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葛罗米柯等“三巨头”虽然修正了“不惜被戴侵略者帽子”的方案，同意不直接出兵，但是他们反复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可见“不能失去阿富汗”既是苏共中央的原则，也是不能直接出兵的底线。阿明当政后，苏共眼看守不住这条底线了。在这样的局势下，苏共中央从苏联的整体战略需要考虑，把直接出兵问题和废除阿明政权、保住阿富汗结合起来：要想保住阿富汗，必须除掉阿明；要除掉阿明，只有苏联直接出兵，别无他途。正是出于这样的连环考虑，苏共中央不顾一切，决定直接出兵阿富汗。
1979年10月10日，安德罗波夫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将卡尔迈勒从捷克接到莫斯科，策划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
1979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与会的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以及苏斯洛夫。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作出了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前往阿富汗的倾向性决定，并指示相关职能部门予以落实。12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出兵阿富汗的决议。决议说：同意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责成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措施的执行情况。”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国防部长签署了苏军越过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命令。苏军总参谋部的某些领导人，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内，曾提出：苏军直接出兵会激化作战行动，使反政府的“圣战”升级；阿富汗的民族、部落伊斯兰等等的关系极其复杂，所有这些情况会使苏军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但是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除奥加尔科夫外，其余提意见者大多遭排斥。
1979年12月26日，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等四人，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扎列契耶，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的措施”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同志们拟定的近期行动计划”。当天，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阿富汗问题。因为事关重大，这次政治局会议改变了以往口头表决的方式，而是以记名的方式表决：出席政治局会议的10名委员一致同意。其实，记名表决也不过是一种形式和程序而已，因为出兵阿富汗已经在政治局的“小范围”会议上决定了；军队行动命令也已经下达了。
12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具体部署。会议批准“给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卡尔迈勒同志的致敬电”，热烈祝贺他“当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并担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最高职务”。而此时，卡尔迈勒尚躲在苏联境内苏军第345独立空降兵团驻地；担任以上三个职务的还是阿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批准了给苏联各驻外使馆的指示：必须向驻在国说明，苏联“考虑到阿富汗新领导人关于要求援助反击外来侵略的请求，苏联遵循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决定派遣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
苏共中央在部署直接出兵的同时，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的计划也布置周全，并付诸实施了。
1979年12月27日晚，按事先的周密计划，苏军特种部队直接出手，一举攻占了阿明的行宫--塔日--别克宫。在激战中，阿明被当场打死；苏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博亚里诺夫上校也被打死。12月28日凌晨，喀布尔电台播放卡尔迈勒的讲话录音，宣布：“美国代理人”阿明政权已被推翻，阿明已被处决；卡尔迈勒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1980年1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尔迈勒，祝贺他当选为阿富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苏军侵入阿富汗与除掉阿明的计划，契合得丝丝入扣。1979年12月25日15时（莫斯科时间），苏军部队以“应阿富汗政府邀请，根据苏阿友好条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名，大举越过苏阿边界，空降部队也在喀布尔地区降落。12月27日，也即苏军特种部队向阿明的行宫发起攻击时，苏军已全面控制了喀布尔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电话局、广播电视中心、监狱等要害部门。
苏军入侵阿富汗，世界各国虽有不同看法，但是几乎一致同声谴责。美国、北约、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苏联为谋求私利和打破已有的战略力量平衡而做出的直接尝试。1979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声明：“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是对和平明目张胆的威胁，它可能标志着我们双边关系中根本和长期的变更。”卡特要求苏联迅速撤军，并停止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中国政府于1979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1980年1月6日晚，邓小平在宴请来访的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致词说：“最近，苏联悍然派兵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粗暴地干涉其内政，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苏联这一行动，是它为谋求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1980年1月7日，孟加拉、牙买加、尼日尔、菲律宾、赞比亚等五个不结盟组织理事国，代表世界上50多个不结盟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不结盟国家通过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草案，要求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苏联在全世界几乎是四面楚歌！为了给苏军入侵阿富汗辩护，1980年1月12日，勃列日涅夫特地安排了一场“答《真理报》记者问”。勃列日涅夫说：“阿富汗是根据1978年12月阿富汗同苏联签订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明确条款，根据每个国家的权利，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其他国家不止一次行使过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向我们发出呼吁的，对我们来说，向阿富汗派遣军事人员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但是，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采取行动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并考虑了整个情势。”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很快就控制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勃列日涅夫踌躇满志，认为苏联出动5万兵力，在3至4周内即可结束战斗。葛罗米柯也说：“这只需要一个月，我们很快就会完成一切并迅速离开。”
严酷的战争现实并非如苏共中央领导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苏军的凌厉打击下，阿富汗各地的游击队很快就改变了战术：苏军主力一出动，它们立即分散、隐蔽；苏军主力一撤走，它们立即聚集起来，伏击苏军车辆，袭击机场、哨所。苏军的报复就是焚毁庄稼、灭绝牲畜，甚至将一个个村庄夷为平地。这一切，更激起阿富汗全民对苏的“圣战”。阿富汗几乎遍地是穆斯林游击队。1988年11月，苏联估计“圣战”的阿富汗游击队有5016支、183千余人，其中的骨干武装部队约8万人。为了应付战局，苏联只好不断增兵。1980年底，入侵阿富汗的苏军达到85000人，其中70%~75%是作战部队。被苏联称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有理论造诣、能冷静和客观地评价局势，在党内和国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卡尔迈勒，被阿富汗人民称做“苏联的狗”。为了维持卡尔迈勒的地位，苏联不得不在阿富汗保持3万~10万兵力，死伤惨重。至1980年底，死于战斗中的官兵已达11000余人。为了应付这场战争，苏联在经济上也不堪重负。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平均消耗，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
被派往阿富汗的苏军的士气日益低落。之所以要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向官兵的解释是：“你们是去保卫阿富汗人民，因为阿富汗人民正在与来自中国、埃及和美国的侵略进行斗争。”可是，他们到了阿富汗之后，除了苏军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国侵略者”。他们必须瞄准射击的只是手持武器、包括手无寸铁的阿富汗人民。严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国际主义援助”理念。他们动摇了！有些士兵跑到游击队方面去，甚至有躲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的。苏军士兵有拿机关枪去和阿富汗人换牛仔裤的，有时用坦克零件交换口香糖。有个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并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求我给她弄一部《可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可兰经》的。”清真寺里的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他一部《可兰经》。另外，苏联将苏军伤员都送到民主德国去医治，因为怕他们回国后讲出真实的情况。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黯然病逝，给苏联留下一个“日夜流血的创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1986年11月，苏共中央以纳吉布拉替换卡尔迈勒。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了。如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罩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继续说：“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局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的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联、美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
日，撤回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十万零三百名苏军。9年的战乱，使阿富汗全国约一半的人口流离失所，约100万人丧生，至于生产遭破坏、田园荒芜、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对于实施这场战争的苏联来说，更是悲剧。1989年2月15日，第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中将等人跨越阿、苏两国界河上的“友谊桥”，成为离开阿富汗的最后几名苏联驻军。当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沉重的、伤心的、对苏联人民保密的战争时，剧变就开始了，导火索是民族纷争。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陆续自行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废止。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表示有74年历史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这场历史悲剧是，从阿富汗撤退的苏军，竟然是回国为苏联送葬。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当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就世界范围来说，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斗争，已被世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所取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苏共中央却从日益膨胀的霸权主义出发，挥舞“国际主义援助”的旗帜，出动大军，任意践踏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用坦克和火箭炮扶植傀儡政权，推行霸权主义。苏共领导自以为不可一世，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世界上最贫穷的阿富汗”。苏共领导人大大地失算了，阿富汗的穷人在战斗中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失掉的，而苏联自己却输掉一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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