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解放的和平方式及结果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因此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研究成果可谓多矣。然而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原因的论著几乎都集中在新中国的强大及其正确的民族政策方面，从外交角度、特别是从新中国的印度政策和印中关系角度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探讨却少之又少。本文试图以现有的中、印、美等国的有关史料，从中印关系的角度，阐述该政策的产生及其对和平解放西藏的作用。
一、建国前夕印美的西藏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自民国建立就孤悬于外的形势变得越发危急。其一，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在藏权益和对藏政策，鉴于印藏间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密切联系，印度开始成为影响西藏地方最大的外部力量；其二，起源于欧洲的冷战由于中国事态的剧变而不断向远东扩展，美国的西藏政策由此发生显著的改变。印美两国替代了以前的英国成为干涉西藏的主力，在它们的支持下，西藏分裂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印度继英国而来的西藏政策是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和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此前英国的所有侵藏活动、包括炮制所谓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无不源自该政策。独立前夕，印度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英驻藏使团在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使团，“惟一明显的变化是易帜。”为获得西藏地方对上述私相授受的认可，印度在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的同时，答应满足西藏地方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还欺骗说西藏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此后又向南京政府驻印大使声称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然而，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印度领导人深感不安。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达到维持西藏的缓冲状态和保障印度的安全呢？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尼赫鲁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助手，早在1948年5月就提交了一份关于西藏未来及其在印度政策中的作用的文件。潘尼迦认为西藏于印度安全极为重要，印度业已继承了英国有关西藏的诸如商业、西藏自治的保持、麦克马洪线以及在拉萨政治使团的存在等权益。如果这些权益得到保持，印度则无需冒犯西藏或者中国的权威，而且也无需在拉萨赢得政治上的优势。但是，潘尼迦认为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恢复对西藏的统治，而中国一旦“占领”西藏，就会像1910年那样宣称尼泊尔和不丹是它的属国。而且，“麦克马洪线是印藏谈判达成的，若印度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且中国不承认西藏的自治，则中国有相当资格说，与西藏协议而成的边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的统治到达印度实际的边界将会造成它所有边界的不安，这将成为印度此后的主要困难。”鉴此，印度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在外交上支持她保持自治、向她提供武器装备以及训练其军官”。据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印度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在政治上企图保持西藏孤悬于外的状态。由此观之，独立后的印度将是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
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反对英国侵占西藏。1904年6月，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仇特（JosephChoate）奉命对印度政府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表示强烈异议，并申明在1876、1886和1890年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协商时，英国曾经三次承认中国人的主权，以后中国人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1942和1943年，美国又向英国重申上述政策。然而，这并不意味它对西藏没有兴趣，相反，就在1942年，罗斯福总统批准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派一个两人代表团，携他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礼物，到西藏活动和刺探情报长达半年之久。美国人突然出现在西藏使蒋介石一度颇为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美驻印使馆于1946和1947年之交首次要求改变对藏政策，把西藏作为对苏冷战的基地之一。国务院虽未采纳，但同意加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保持行动的自由。更有甚者，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要求和警告，于1948年在非法出行的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自发证件上签证，致使其赴美活动，当南京表示反对时，美国又以支持民族自决相威胁。1949年上半年，中国事态的革命性变化迫使美国政府检讨其对藏政策，一些驻外使馆官员要求改弦更张，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但国务院7月出台的新政策是：尽可能与西藏保持密切和友好关系，一旦有迹象表明中国将陷入永久的分裂，就马上承认西藏独立。“避免给中国我们改变政策的印象的同时，不再提及它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尽可能保持行动的自由。”文件指出，美国之所以不能立即承认西藏独立的原因之一是：“对采取任何现实意义措施的前提主要是控制进入西藏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的意识形态及战略上的意义就会降低，反之，西方利用西藏作为反共堡垒的困难就会无限扩大。”可见，印度的西藏政策是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和制约美国干涉西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出台
中国共产党几乎在刚刚接触藏事时就考虑和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早在1949年2月初与苏联特使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他认为尽管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和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极为重视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解放其他地区的可能性。所以，在“驱汉事件”前的1949年7月4日，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未解放的地区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需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12]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最早的决策。
然而，“驱汉事件”及其背后外国干涉的可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考虑军事解决的方式。美国及印度的支持大大刺激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欲望，引发了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老牌侵藏分子、前英国驻藏代表、时任印度驻藏代表理查森导演了这出闹剧，他事前密告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充当内应，引进解放军。”该事件是印度和西藏地方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达到西藏继续孤悬于外的目的而制造的。与此同时，面对正迫近藏边的人民解放军，惶惶不安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一面在印度的支持下不断增扩藏军，向昌都、那曲增兵，一面于藏历9月12日（公历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信，声称西藏早已独立，不仅希望毛泽东约束部下不要进入藏境，而且更要求“归还”从前被中国“占领”的土地。新中国政府决心解放所有中国领土。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西南西北作战的电报中首次提出要二野和十八兵团经营云贵川康和西藏。11月23日，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电文中，毛泽东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电报还要求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尽快会商以“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10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同意刘邓7日的进军西藏计划，同意以二野第十八军担负入藏任务，要求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筹划一切。24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18日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同时赞同刘邓提出的从西康、云南、青海及新疆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分别下达了这一命令。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非仅仅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上述毛泽东主席的有关军事解决的决定，是对“驱汉事件”及其背后可能的外国干涉的反应，但中央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建立各民族的自治机关，这成为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加之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在制定方针时，既要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又要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因此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就在准备进军的同时，1950年1月15日，刘邓在接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进军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主要靠政治、靠政策。[17]在1月18日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朱德指出，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军事手段在势不得已时才能加以使用。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西北局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三、印度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对印政策的转变
与中国希望和平解放西藏一样，尼赫鲁也打算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尼赫鲁虽然企图维持西藏现状来保持其在藏权益，但中国共产党对“驱汉事件”的愤激反应使他颇感吃惊，这使他不得不正视中国复兴的现实，无论从其和平中立的外交原则还是从保持在藏利益的考虑出发，印度都必须与新中国打交道，而且，国力的有限也使印度排除了战争的手段。所以，承认新中国政府已成为保持其在藏利益的先决条件，符合以外交手段支持西藏自治的政策。尼赫鲁关于世界格局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推动了印度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冷战之初，尼赫鲁就决定采取和平中立及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20]他更多地视中国革命为民族解放而非共产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亚洲人”，他自信能与他们对话，展开英国人不能获得的富有成效的谈判。[21]为此，他力排异见、特别是副总理帕特尔关于中国以承认印度在藏利益换取印度的承认、否则就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建议，同时又坚决抵制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尼赫鲁还力主尽早承认、特别是赶在英国之前，以向中国显示印度并非英国的尾巴。为保持领先，他还曾向缅甸施加压力。1949年12月30日，印度正式承认新中国。尽管尼赫鲁对中国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感到不满，但还是作了让步。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潘尼迦出任驻华大使。
尼赫鲁之所以力主和急切地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保持在藏权益应是当时的直接目标，他希望以此为基础与中国谈判，使印度的在藏权益获得承认。尼赫鲁后来指出，承认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潘尼迦对此后两国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表示乐观。侵藏分子理查森对此则有以下阐述：“1950年1月，印度承认中共政权，其原因不只一个，但就西藏而论，则给印度保持在藏利益以最好的希望，中国从未接受英国、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
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一旦中国‘入侵’，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要么印度为此与中国对抗，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度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能与之进行定期的外交对话。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
与中国建交后，印度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拒绝在朝鲜战争以及其他问题上追随美国，其驻联合国代表劳氏（B.N.Rau）在1950年9月指出，印度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同年8月12、22日，10月21、28日和11月1日，印度曾几次递交照会或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以撤消其在联合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采取或停止对西藏的军事行动，这也证明了印度的目的，尽管其考虑不仅仅限于西藏。
如果说印度承认与支持新中国的目的不只限于西藏，那么，它拒绝公开援藏和反对美国干涉西藏则是为了保持其在藏权益。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虽然没有予其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一部分的政策以完全的改变，但却积极干涉西藏、怂恿印度与中国对抗，企图阻挠西藏的解放并借此把印度拉入其冷战集团。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军已迫近藏边，噶厦于11月初慌忙向印英美等国求援。为避免中国更大的愤怒，尽快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印度拒绝公开援藏。21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G.S.Bajpai）拒绝了美国要印度援藏的请求，他说印度不会以军事行动反对中国对西藏的接管。对12月22日噶厦派团求援的再次请求，印度在拒绝的同时也反对他国接受，因为援藏物资的运输必须经过印度，这会使它成为中国谴责的目标。1950年1月9日，印度外交秘书梅农告诉美国使馆，印度的外交支持仅限于西藏自治的保持，只有中国拒绝，它才会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印度反对西藏外派使团而只求维持现状，无意向中国挑起关于西藏的任何问题，任何对西藏的军事冒险均不会为印度所欢迎，它只会把西藏引入歧途，从而激怒中国人。19日，梅农又拒绝了美国大使汉德森（L.Henderson）关于美国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的请求，“因为尼赫鲁认为那只能加速中共的行动。”昌都战役开始后，印度对中国表示不满，美国以为有机可乘。10月26日，汉德森表示美国愿向西藏提供武器，希望允许过境。但巴杰帕伊30日警告说，在印中交涉的关键时刻，该行动一旦曝光，将使印度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也会使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致力于利用北京对西藏的干涉在印中之间制造分裂，”所以，“美国什么都不做才是对印度最好的帮助。”事已至此，美国不得不暂停干涉西藏的努力，以免恶化与印度的关系。
正如印度为西藏急于承认新中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开始修正此前的对印政策并希望与印度建交。中国共产党的对印政策在双方建交前后有了很大的转变。此前，由于对印度中立主义缺乏了解和当时非左即右的两分法的政策逻辑，加之受到苏联敌视印度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反对尼赫鲁以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模式，主张印度走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谴责尼赫鲁政府对印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镇压。1949年1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印共领导人称：“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从上述认识出发，中国共产党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予以毫不留情的谴责。1949年10月，尼赫鲁访问美国，新中国报章虽正确指出了美国的目的是在蒋介石南京政府垮台后急于在亚洲寻找新的反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在尼赫鲁拒绝为获得美国援助加入西方冷战集团、并且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后，在评判印度的政策时仍然认为：尼赫鲁对新中国的态度“只是为了增加他的身价，对整个出卖印度民族的买卖之成交并无影响”。以为尼赫鲁已咬上了美国的诱饵，“美国寻找替代蒋介石的新走狗的目的已经达到”。“尼赫鲁在美国国会的演说表明，他已公开接受在远东充当美国反共产主义的主要奴仆的角色。尼赫鲁对他新主子---美帝国主义---的忠诚现在是毫无疑义的了。”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视印度与美英为一丘之貉。“驱汉事件”发生不久，新华社在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它纯为英美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所为，警告其在西藏止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社论强调说，4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印度否认以上指责时，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尼赫鲁政府辩不掉吞并西藏的阴谋》指出，印度的目的是企图否认中国主权以确立它对西藏的宗主权。
然而，情况很快有了变化。1949年12月30日，尼赫鲁以外长名义致电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印度等国的承认对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次年1月4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复电尼赫鲁：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建交，希望印度派代表来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毛泽东在10日给中央的电文中又指出了印度等国的承认对于解放西藏的作用：“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0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就中印关系问题致电刘少奇：“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感意犹未尽，当日又要求刘少奇“复尼赫鲁电全文的措词须加斟酌……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
这个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声明就是中国外交部就西藏地方向美、英、印、尼派出“亲善使团”于1月20日发表的谈话，它显示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政策已开始变化。谈话把谴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而未点印度之名。谈话警告说：“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由于美英、尤其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所以它主要是为牵制和影响印度的。声明还向印度和西藏地方发出以下和谈讯息：“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拒绝美国的要求而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美印一度升温的关系在尼赫鲁访美后的冷却，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修正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不再责其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走狗和英国继续压迫印度人民的代理人。中国政府深知，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赢得印度某种程度的合作、至少使其不为美国利用是外交上的关键。这成为中国政府此后在外交上对印度的主要努力方向。
四、中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外交折冲
在向美、英、印、尼求援的同时，西藏地方也向中央政府派出了以孜本（西藏地方财政官---作者注）、夏格巴（藏独分子，曾任1948年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作者注）为首的谈判代表团，1950年3月初，夏格巴抵达印度的噶伦堡，在要求就其工作问题尽快拜会尼赫鲁的同时，他一面通过达赖哥哥的岳父、曾任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朱绶光（汉族人）转呈信件，一面直接致信中央驻香港的有关机构，要求在香港会谈。为表明西藏问题乃中国内政及避免外界的不良影响，5月24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据此，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28日复函夏格巴：“中央人民政府很关心西藏的情况，欢迎你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因此你们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赴中国代表团，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为推动谈判，中央委托西南局在5月27日拟出西藏和平谈判十项条件，其中第八条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29日，毛泽东审阅时在“西藏人民”之后加上“及西藏领导人员”等字后，批准通电使用。
尼赫鲁虽然赞成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却希望谈判在印度举行，6月4日，它与英国合谋在加尔各答强行阻止了夏格巴的行程。早在2月下旬代表团从拉萨出发前，噶厦就请求印度为其赴香港提供方便，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因为它对此时在北京谈判的结果没有信心。如果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月宣布解放西藏是一时愤激之言的话，1950年新年献辞给解放军规定的解放西藏的任务却使之忐忑不安。在中国未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做出承诺之前，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他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3月初，印度外交秘书梅农要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奈氏（A.Nye）推迟夏格巴的行程，因为“西藏与中国接触的任何努力均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4月7日，奈氏通知夏格巴，要推迟给代表团赴港的签证。印中甫建交，尼赫鲁马上决定促使西藏代表在新德里与即将抵印的中国大使谈判。在6月4日被阻止登机后，梅农和奈氏7日劝导夏格巴说，北京显然不会平等对待西藏代表，所以不能去那里谈判，新中国代表即将抵印，加上印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新德里已成为更合适的谈判地点。无奈之余，噶厦只好决定在印度谈判。
对西藏代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个中原因，中国政府知道是“受到外国的唆使和阻挠”。看来，不诉诸适当的武力就不足以推进和平解决的进程。6月下旬，解放军一部开始渡金沙江与藏军接触。8月3日，香港报纸刊载了刘伯承宣布解放西藏日期已定的消息，引起了尼赫鲁的不安。为避免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潘尼迦于12、22和26日三次与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极力要求中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鉴于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即将开始，印度政府12日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已撤消拒发西藏代表团签证之举，该代表团已有动身来京的方便。印度还把阻拦西藏代表的责任完全推给英国，并称是它才使英国改变了立场。在26日的备忘录中，印度先以撤消在联合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进军西藏，声称其特别关心的是不要以军事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然后又声明：“如果能在中国主权的框架内对西藏法律上的自治进行合适的调整，将会创造一个特别有利于中国的环境。”这是印度首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没有重复此前的所谓宗主权的立场，企图以此换取中国的让步。对于印度的上述表示，中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8月14日，针对尼赫鲁的有关忧虑，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回应潘尼迦照会的方案：“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31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29日的指示通知印度驻华大使，若西藏代表在9月中旬仍不来京，解放军就向西藏前进。鉴此，梅农在9月5日要求夏格巴拜会已经抵印的中国代办申健并在大使到达后开始谈判。8日，尼赫鲁拒绝了夏格巴关于印度在谈判中居间作证的要求。他劝导说：印度政府“当然可以敦促中国军队不进藏，但若你们诸位代表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就难办了，印度居间作中证，那是30年前的老话，那时和现在不同了。”“现在，诸位代表珍惜开始谈判之时机甚为重要。”然而，由于受外国长期恶意宣传的影响，西藏代表在初步谈判后仍犹疑观望迟不离印，解放军于10月6日发起攻击，21日解放了藏东重镇昌都。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甚为不满。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为首的干涉派再度活跃，他们反对尼赫鲁的对华政策，主张与中国对抗。在11月7日给尼赫鲁的长信中，帕特尔认为中国解放西藏不仅会使印度在藏权益陷于危殆，而且将对印度的外交、边境安全和国内政治都造成严重威胁，他要求彻底检讨既往政策，停止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对抗并与美国合作。但尼赫鲁决心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命令驻藏各机构不得撤出和继续向西藏秘密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时，他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
10月21日和28日，潘尼迦两度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入侵西藏”会影响谈判的和平结局，使中国在联合国更加孤立，“印度对此感到悲叹和深深的遗憾。”中国断然予以拒绝后，印度于11月1日再次提交照会，其立场与8月26日的备忘录相比大为后退，重弹所谓的中国宗主权之下西藏自治的老调，声称如果不停止军事行动，它就“不再劝告西藏代表赴京”。最后，印度终于提出了它真正的要求并摆出对抗的姿态：“印度政府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同时，印度政府曾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路，四十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希望这些机构应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的宗主权。因而在拉萨代表团的人员以及在江孜和亚东代表机构的人员已受命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印度政府在提交照会的同时，再次阻拦西藏代表前往中国、煽动和帮助噶厦向联合国求援，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昌都战役开始后，噶厦命令夏格巴立即动身赴京谈判，10月23日，梅农劝夏格巴暂停，他说：“如何对待条款，拉萨无任何明确答复，却让你们去北京，此话令人吃惊。”31日，梅农为此又派专人递送他给夏格巴的亲笔信。与此同时，理查森煽动噶厦于11月1日命令夏格巴不得启程，因为他此时赴京将“明显在强制下工作”。尼赫鲁还指令理查森向噶厦建议：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外国援助，就可以给联合国去信求助。为避免承担责任，巴杰帕伊认为“由西藏而非印度把该问题直接提交联合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理查森帮助夏格巴起草信件，其原件于10日被电传到联合国，副本分致驻印度的各国使馆，要求联合国对中国的“侵略”进行干预并求得各国的支持。
15日，当萨尔瓦多在美国的指使下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外国入侵西藏案”后，印度的初步反应是决定支持西藏的呼吁和上述提案，同时在联合国内加紧活动，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与它保持一致。
针对印度政府的上述行动，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其对我主权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10月22、28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在主权问题上要持强硬的立场。在10月30日和11月16日的两次复照中，周恩来反复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印度政府所认为可悲叹的观点，不能不认为是受了西藏方面与中国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影响，而表示深切的遗憾。”“印度政府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然而，由于深知印度的态度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影响，在两次、特别是16日的复照中，周恩来重申中国此前为和平谈判付出的诚意和巨大的努力，中国进军的原因完全是因为“西藏代表受外界唆使，制造各种借口，迟不离印”，尽管如此，中国仍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愿望。关于印度在照会中提出的在藏权益，中国“欢迎印度政府又一次申明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谋取新的特权，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
与中国的军事行动一样，尼赫鲁的外交攻势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中国16日的复照使他做出了不对萨尔瓦多的提案采取行动的决定。在18日给帕特尔的回信中，尼赫鲁指出中国的答复有缓和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特别提及我们在拉萨的使团和我们在亚东等地的商业和军事机构，我们曾在照会中特别提及，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回答，但复照最后所指的正是我们的这些机构。我们本来是等着要我们撤走的消息，事实将表明他们这样做有某种意义，而且照会反复强调要加强与我国的友好关系，并答应给西藏自治权。”尼赫鲁还认为印度无力承担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压力，况且已树敌于巴基斯坦，“我们不能在东西两侧都树敌。”
印中有很长的共同边界，要长久地保持印度的安全必须以两国友好达致，中印可能的交恶会给两国和亚洲带来无穷的灾难。印度当时的情报局长穆立克称，印度军队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所以军事冒险不得不因此放弃。鉴于以上考虑，尼赫鲁在21日指示劳氏：在与中国交涉的关键时刻，“任何对中国的谴责都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极大的危害。”24日，劳氏要求推迟表决并得到英美的支持，他声明中国已停止进军并转向和谈，“印度政府对此有信心而且相信该解决可以延续几十年以来的自治。”[28]（P，729、734-735）在允许西藏代表赴北京后，尼赫鲁告诉西藏代表说：在争取解放军不进驻西藏的同时，要承认西藏回到中国，国际地图早就表明西藏属中国，故必须承认。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
谈判前夕，西藏分裂势力把17岁的达赖喇嘛挟持到亚东，企图重演十三世达赖逃印的历史。为推动达赖喇嘛外逃、破坏和谈，美国撇开印度开始单干。从1951年年初直至中央与西藏地方谈判成功之后，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使领馆及中央情报局，勾结在印的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及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等人，数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达赖喇嘛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以此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争取印度的合作，确保西藏和平解放的顺利实现，在1951年1月26日这个中印建交后的第一个印度国庆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除了分别致电印度总统普拉萨德和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外，还亲自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其他党和政府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共400余人，其规格之高使印方大为感动，毛泽东主席还就中印关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月，中国在自己仍然比较困难之时，为缓解印度的灾荒，以易货的方式向印度迅速提供了5万吨大米。]3月21日，周恩来召见潘尼迦，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如果达赖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就会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个阴影，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权衡利弊得失，印度别无选择，潘尼迦告诉尼赫鲁，若允许达赖在印度政治避难，印中的友好关系将会受到损害。印度因此回答说它不鼓励达赖离藏，可劝告其不去印度，如果他坚持，印度只按国际惯例予其避难。
1951年4月26日，取道印度、香港的西藏代表抵京与来自昌都的代表会合，3天后开始与中央政府代表举行谈判，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五、结论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诞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物质基础。其意义表现在：它不仅震慑了西藏分裂势力和使更多西藏上层反对独立，而且使外来的干涉力量、尤其使印度不敢与中国敌对而只能诉诸于和平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方针的强大威力争取了大部分西藏上层，也减少了尼赫鲁的忧虑。
然而这些都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效力。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对尼赫鲁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精辟地分析了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利用印度以和平方式维持在藏利益的政策，找出了印度在这个外交上的突破口。印度于1949年底承认新中国后，中央解决藏事的方式由以军事为主改为以谈判为主军事为辅、以战逼和。为此，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给印度以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待遇，两国得以顺利建交。以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及时修正了对印政策，为两国政府展开谈判铺平了道路。在解决藏事的过程中，为安抚尼赫鲁及减少其对中国有关政策的忧虑，中方反复强调了和平谈判的方针和诚意。昌都战役开始后，尼赫鲁暗中操纵西藏分裂分子向联合国呼吁干涉，再次阻拦西藏代表赴京谈判，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和平解决的愿望，鉴于印度在藏事解决上的重要影响，中方也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中国之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打击了印度的干涉派，有效地防止了印方有关政策的可能的变化，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侵略西藏的图谋。所以，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政策及其完美的运用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保证，中国领导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展示了精湛的外交技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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