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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台海危机中的中苏关系:从密切合作走向分

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中中苏关系的变化情况,我们清楚地窥见了中苏关系发展的轨迹。
    一、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中苏关系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1955年间。这场危机的主角是中国和美国,其次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及苏联政府,另外还有许多从中斡旋的国家,如英国、印度、新西兰等国家。第一次台海危机是继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爆发的又一次紧张冲突。所以以往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多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实际上,中苏两国作为盟国以及在远东安全问题上面临共同的来自美国的威胁,因此在处理第一次台海危机过程中中苏之间进行了密切地接触与合作。
    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使美国永远向其提供保护伞并支持其“反攻大陆”,迫切希望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而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和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台湾,把台湾纳入其针对“中苏集团”的遏制线中,这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1953年9月,美台签署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953年12月,台湾提出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面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美台商谈缔结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骚扰等现实,中国再次提出把“解放台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54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 的决定。1954年9月3日,就在美台谈判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拉开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序幕。
    炮击金门是中国对美国试图分裂中国、建立亚洲军事同盟的反击。炮击金门后,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紧张。1954年10月,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1954年12月2日,美台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作为对美台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的军事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解放一系列沿海岛屿的战役。1955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和空军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台湾以北200英里的大陈岛;1955年1月18日,浙东前线组织实施了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协同作战,以不到两小时的时间,一举解放一江山岛。中国在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之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美国也不愿意看到台湾海峡危机的升级。后来,经过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中美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台海危机。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作为盟国中国和苏联进行了密切地接触与合作,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治支持和战略配合。第一次台海危机刚爆发不久,1954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庆典时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解放台湾。1954年10月15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以及美国海军对这些行为责任的提案,谴责并要求制止美国的这种侵略行为。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该条约是非法的和无效的。苏联也发表声明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1954年12月9日,苏联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索波列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这个条约在防御的幌子下,实际上要使美国武装部队对台湾的占领永久化。”
    1955年1月中国解放了一江山岛后,美国总统先是呼吁联合国斡旋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后又要求美国国会授权他必要时使用美军来保护台湾安全。中国既反对由联合国讨论所谓停火问题,更反对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不久,新西兰在美国的指使下,于1955年1月28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提案,图谋制造“两个中国”。同一天,英国驻苏大使海特尔约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劝告中国政府克制并参加联合国对停火问题的讨论。莫洛托夫向英国大使指出,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引起紧张局势的真正原因。此外,苏联代表还针锋相对地于1955年1月31日提出了制止“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要求美国从该地区撤走军事力量,反对把在中国岛屿上实行“停火”的问题列入议程,提出“在沿海岛屿地区实行停火--这里有些人企图把这说成是一种‘和平的’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笨拙的阴谋”,目的在于强迫中国“放弃”它对长久以来一直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和“巩固”美国对这些岛屿的非法霸占。在中苏的联合抵制下,停火案最终不了了之,从而挫败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
    经过同中国协商,苏联于1955年2月4日向英国、印度建议由苏、英、印三国发起,2月份在中国上海或印度新德里召开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十国会议,讨论台湾地区的危险局势,为缓和危机寻找解决的途径。美国一方面反对十国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自1955年2月5日起“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1955年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岛。浙江沿海海面的岛屿至此全部解放。在苏联的外交配合下,中国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总之,由于中苏之间订有同盟条约,苏联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给予了中国政治支持和战略配合。并且这些支持和配合,也能对美国的行为产生一些威慑作用。例如,1954年9月10日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关于台湾海峡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因为沿海岛屿而交战,其后果将会很严重,其原因包括中国同苏联之间缔结了同盟条约。
    但是,苏联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考虑。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它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出于道义原则和履行同盟者的承诺,对中国的行为采取支持的立场。而实质上,苏联更为关心的是它同美国的关系,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同美国的直接冲突。早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斯大林就已经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出兵帮助新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曾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军进攻台湾。斯大林当即表示,如果苏联采取中共领导人的建议,那么将导致苏联同美国的海、空军发生冲突,从而引发世界大战。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一方面为巩固自己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直接促成了其执政初期中苏关系日趋密切;另一方面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同西方的关系、缓和两大阵营紧张对抗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自然不希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可能导致东西方严重冲突的行动。所以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苏联虽然公开声明支持中国解放台湾,但是它从未表示一旦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苏联将依据中苏同盟条约给中国以军事援助。实际上,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苏在军事上几乎没有配合和合作,从现有材料看,苏联专家仅仅曾参加了一江山岛战役计划的制定。所以,总起来看,在台湾问题上,苏联给予中国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主要从政治上、战略上给予了中国一些支持和配合。
    二、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中苏关系
    (一)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缘起
    炮击金门,起因于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为了动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僵化立场,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军队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准备“反攻大陆”;同时为了反对美国1958年7月出兵黎巴嫩,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起金门炮战。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战,外交战。在炮战发起之前,毛泽东提出了“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策略。1958年8月23日中午12点,福建前线数百门大炮一齐向金门及其附近的岛屿开火,当地蒋介石的军队受到重创。此后数日,除了炮击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还在金门附近海域发生激烈的海战。美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反应,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调来大量舰只,以加强在台湾的第七舰队。以“八·二三炮战”为标志,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开始了。
    中国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从军事上来讲,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因为美国同国民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背上,还得观察。[⑨]在中国炮击金门后,美国由于弄不清楚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以为中共马上要攻打台湾,于是派重兵到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威胁,包括暗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1958年8月2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称,美国不会将中国对沿海岛屿的进攻看成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到1958年8月29日,到达台湾海峡或正在开拔途中的美国军舰有50多艘,包括6艘航空母舰和5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1958年9月3日,美国国防部声称,美军已经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威胁解放军不要试图强占金门、马祖。1958年9月4日,杜勒斯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发表《新港声明》,公开宣布金门、马祖也在美台协防的范围之内。他说:“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象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重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一时间,中美实际上处于战争边缘状态。但是,美国也努力避免卷入与中国军队直接冲突。1958年9月9日,杜勒斯宣布美国决定为台湾护航,但声称,如果护航的美国舰只遭到炮击,是否实施还击“要看是偶然还是有意击中”而定。同时他表示希望停火,表示美国“不会在任何和一切条件下”“保卫”条约以外的地区。美国第七舰队为国民党运输船的护航只在金门3海里外的公海,以免在中国内海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同意人们所说的“不要只是为了金门、马祖而发生战争”的观点。他说,美国并没有保卫中国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国民党集团在这些岛屿上驻扎“为数不少的部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想把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战争边缘”政策变为从金门“脱身”的政策。


针对美国的反应,中国作了重大的政策调整,从收复沿海岛屿、继而解放台湾,变为把蒋介石留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上,不让美国脱身和挫败美国的“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阴谋。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绞索政策”,即不马上登陆金门和解放福建沿海岛屿,而是要把美国人套在金、马绞索上,时不时对金、马进行打击,使得美国难受,把绞索一步步拉紧。中国领导人分析,美国政府可能要台湾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门、马祖撤退,远离大陆以固守台湾和澎湖,使大陆和台湾的分离固定化,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1958年10月6日,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停炮击7天,让台湾方面备足供应品,条件是美舰不护航。10月8日美国国务院做出决定暂停护航。10月13日,中国再次宣布停止炮击两周,条件仍然是美舰不护航。1958年10月25日,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今后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也随之决定,只要中国在双日不打炮,美国将不参加护航。至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暂时缓解。
    (二)中苏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配合和分歧
    苏联介入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并且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也给予了中国一定的配合和支持。但由于此期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总路线、战争与和平以及辨证对待国际紧张局势等很多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苏之间的配合并不默契,相反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趋激烈,战略互信进一步受到挑战。
    中国政府炮击金门的行动,是经过了一番非常周密的准备的。但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的是,中国没有依照惯例向苏联通报有关炮击的时间和计划。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回忆说:“我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曾通过苏联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但赫鲁晓夫1958年7月底来华访问时,我国领导人并未向他谈过打炮的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如是说,1958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小范围内的私下谈话中指出:“中苏会谈(指1958年7月底8月初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中苏首脑会谈--引者注),会上没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说的毛泽东小范围内的私下谈话应该是指1958年的郑州会议。吴冷西也回忆说,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谈起炮击金门的事情。当时毛泽东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苏联档案表明,在得知中国炮击金门后,苏联驻华使馆立即电告苏共中央,中国只是在8月23日发动炮击后才告诉我们,之前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本已计划中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的意图。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苏斯洛夫也说:“我们在1958年没有得到炮击台湾地区沿海岛屿的通报。”由上述几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7月底8月初因解释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来华访问时,毛泽东并未向他提及台湾问题;而中方在炮击金门之前至少是没有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向苏方进行通报。个中原因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炮击金门的决策,具有“针对这一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这一背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和重大分歧。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革命外交的重要特征,它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而苏联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总路线是“三和路线”,强调“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中国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分歧就在于,要不要同美国进行缓和。在毛泽东看来,炮击金门是对苏联缓和政策的最好回答。
    炮击开始后,台海地区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这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某种担心,赫鲁晓夫深恐炮击会导致有美国参与的更大规模冲突,破坏美苏缓和的趋势,甚至导致苏美直接冲突。所以,得到苏联驻华使馆关于8月23日中国发动金门炮战的通报后,赫鲁晓夫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国方面,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也不具备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现在卷入这场战争之中。毛泽东则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方面说,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如何解放它们,是我们的内部事务。言外之意,莫斯科管得太宽了。对此,苏联大使馆难以接受,它在报告中明确认为: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时他们会指望我们的支持。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从1958年8月23日炮击开始到1958年9月底),为了弄清中方的意图,苏联政府决定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在此之前,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在1958年9月5日拜会周恩来。周恩来在同苏达利柯夫的会谈中,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台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周恩来指出,从国际上看,中国的行动就是要使美国“钉”在台湾,就像它已经被“钉”在中东那样,同时加剧美台之间的矛盾,向美国人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强大的和英勇无畏的,不怕美国”。针对国内因素,周恩来说,中国的行动可以提高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准备打仗,消除他们的恐美情绪,使他们仇视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无耻的外交政策,并在战斗中锻炼人民解放军。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武力夺取金、马,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炮击是有分寸的,不会打出乱子。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绝不拖苏联下水。1958年9月6日下午2时,周恩来同葛罗米柯会晤。这次会谈继续就台湾局势问题和中东问题以及美国是否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苏联方面的档案记录,周恩来在会晤时对葛罗米柯说:由于对沿海岛屿实施打击,中国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美国针对中国的局部战争,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原子弹和城市的毁灭。周恩来指出,即便是美国使用了战术核武器,苏联也不需在战争的这一时期参战,可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只有当美国使用较大当量的核武器,并以此方式冒扩大战争风险的时候,苏联才应当用核武器对美国实施打击。同日下午6时30分,毛泽东会见了葛罗米柯,会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毛泽东在会谈中还表明通过这次中美较量进一步印证了他关于国际局势的新判断,并得出几个结论:第一,美国用紧张局势威胁各国人民,实际上“现在围绕台湾海峡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的利益特别有利”。第二,谁怕谁多一点?“西方更怕我们”。第三,关于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看法。他指出,苏联大量生产和拥有比英美质量更好的武器,是迫使西方大国同意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最好手段。他还说,中国不怕美国发出的因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并暗示即使没有核武器,没有苏联对中国的立即援助,中国也能与美国人相对抗。总之,美国的核讹诈对中国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此,葛罗米柯则认为“在紧张局势条件下,帝国主义更容易实行军备竞赛”。这样,在如何对待军备竞赛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上,中苏双方又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赫鲁晓夫还于1958年9月初特地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说,为防止局势更进一步发展,苏联将考虑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帮助中国制止美蒋侵略阴谋的实现。现在美蒋在台湾海峡的优势主要是海空方面,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那一地区的力量,使之对美台海军起到威慑作用,希望大使将这个建议转告政府。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建立平衡美国优势的力量,以期避免美苏对抗。考虑到前一阶段出现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对苏联方面的建议,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后表示婉言谢绝。
    在了解了中方的意图之后,苏联领导人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一直采取了克制和谨慎的配合态度。赫鲁晓夫先后于1958年9月7日和19日两次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美国表示,“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那么,侵略者就会立即遭到应有的、同样武器的反击”,苏联毫无疑问会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全履行我们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这对美国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有助于限制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发展。
    然而,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却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极为窘迫和不满。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件一方面强调苏联政府的立场,强调中苏团结与联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信件强烈地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行为的不满。信件指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有这样的幻想,即如果美国或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苏联将袖手旁观。”信件中苏联领导人情绪激烈地说:“感谢你们的高尚,你们准备承受打击,不让苏联卷入。”然而,“如果当原子弹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当中国的儿女们已经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而苏联,不仅拥有可以阻止我们敌人而且还可以摧毁敌人的可怕武器,却允许自己不向你们提供援助,这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共产主义最神圣的原则的背叛”。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苏联在危机中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如果苏联按照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协定履行同盟义务,则中国的行为使苏联有卷入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苏联袖手旁观,则中国的行为使得苏联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面前丧失信誉和威望。为此,赫鲁晓夫又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表示苏联可以派携带地空导弹的C-75型轰炸机部队到福建前线去,以期增强中国的防空力量,改变台海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避免战争。毛泽东复信表示,“为了最后胜利,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灭掉帝国主义,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同时,毛泽东提议,最好请苏联政府供应中国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请苏联政府派来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苏联方面表示他们的导弹部队可以派到福建前线去,但不能交给中方,由他们自己指挥。中方则说,你不交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不要飞机,也不要导弹部队。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是不想要苏联的援助,导弹和技术都可以运来,只是苏联的部队就不要来了,来了怕跟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控制中国的沿海。中共中央的态度不仅表明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也反映出中共领导人继续反对苏联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渴望在军事上和战略上不再依赖于苏联。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国改变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考虑到这一阶段美国的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将金门、马祖沿海岛屿继续留在国民党手中,将来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遂于1958年10月5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通报了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周恩来说:“我们本来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如果美国要为金门而战,我们是准备同它打的,站在我们后面的还有苏联。”“现在的情况已经弄清楚了。美国知道我们不准备同它打仗,美国掩护了蒋介石的船只,我们并不打它,我们也不打算马上解放台湾。我们也知道,美国不准备为金门而同我们打仗。”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认为,有必要改变原来收复金门、马祖的计划,“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美国想从金门、马祖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我们要美国从台湾撤军”,“我们可以谈谈打打,也可以打打停停”,“暂时不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我们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为此,我们决定由我们国防部长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十月六日一点起,我们停止炮击七天,允许蒋军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苏联虽然在表面上支持中国的做法,但从本质上讲是反对中国对台湾以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立场,这种态度在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问北京时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得以充分体现。赫鲁晓夫不但埋怨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赫鲁晓夫强调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赫鲁晓夫甚至说,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暗示中国暂时让台湾独立。赫鲁晓夫还建议,今后中苏两国通过一定途径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方针、政策。赫鲁晓夫的建议和观点,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和严厉批驳。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告诉赫鲁晓夫:如何解放台湾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对中国所采取的沿海岛屿政策,苏联方面感到更加难以理解。对中国政府先是打算收复,后又决定把金门、马祖继续留给国民党手里的具体做法,赫鲁晓夫直到去世也不理解。1974年他在回忆录中还说:1958年,中国人又向我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的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可是,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结果整个仗等于白打了。”当毛泽东向他解释说“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时,赫鲁晓夫认为:“这真是个奇怪的解释,因为毛在允许蒋把部队放在金门和马祖的同时,他自己也就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侵犯。” 赫鲁晓夫责难中国没有拿下金马,打了一个“有始无终”的战役。


(三)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这次危机对中苏同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首先,危机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投下了巨大阴影。苏联认为中国炮击金门不仅违反了条约,使苏联陷于巨大的战争风险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认为中国的行为破坏了苏联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毁坏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舆论面前的威信。这就是赫鲁晓夫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竟然事先不通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原因。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的行为丝毫没有体现“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此,1959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在同周恩来会谈时,抱怨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以致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炮击金门“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中国领导人则认为,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门所作出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国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可以反映出,中苏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互相不信任,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
    其次,台海危机期间发生的“导弹风波”,导致“兄弟情谊”中出现深深的裂痕,促使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当时,赫鲁晓夫一心要同美国搞缓和,而中国炮击金门的事件则使他感到无法约束中国的行为。所以,赫鲁晓夫认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是非常危险的,应当重新考虑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而危机期间发生的“导弹风波”,则是促使苏联进一步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对事情的原委作了概述,他写道:“有许多事情显示出中国不信任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中国采取针对蒋介石和金马沿海岛屿行动的时候,蒋的空军拥有美国的装备,一些从它们的战斗机射向中国军舰的导弹并没有爆炸,落到了地面,有一些完好无损。我们的顾问向我们报告了这件事,我们自然对美国新型军事武器特别是导弹感兴趣。这是美国人通过中国给我们送来的样品!我们请求中国送一个给我们以便加以研究,并利用美国的技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没有答复……我们非常生气。”尽管后来苏联经多次交涉得到导弹,但赫鲁晓夫第一次感到“兄弟情谊”中出现深深的裂痕,他开始思考提供最新军事工艺、教中国人造火箭造导弹等是不是明智之举。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到一年,1959年6月20日苏联正式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材料。
    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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