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机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17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李文钢 参加讨论
四、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机制 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并非具有随意性,不是任何的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改造与重组都可称为是“创造性转化”,而是应该符合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问题的生成,以及寻找现代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原则。为了具体说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林毓生以儒家的家庭伦理、民间社会、儒家政治思想三个例子论述了在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26](P235～250)循着林毓生对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路,笔者也以曾经著文讨论过的佤族的剽牛来具体论述如何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历史上,佤族全寨性的宗教活动都要剽牛祭鬼,所需费用不是由整个寨子的人平均分担,而是由某一户人承担。担当主祭的人条件是要能够承受祭祀期间的巨额花费,每次这样的宗教活动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酒米,以供全体村民食用,也要剽一头至数头牛作为祭品,杀一条黄牛取肝看卦。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社会历史调查中,调查人员认为:“剽牛对佤族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其一,大量消费社会财富和破坏扩大再生成的物质条件;其二,阻碍了牛耕技术的发展,相对地保持了刀耕火种的落后方法”。[27](P59)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学术界不再简单地认为佤族社会中较为富裕的人宁愿把自己多年辛苦积累的财富在剽牛活动中与众人分享是浪费物质资源,而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有着类似的社会功能。其目的是当村庄内部产生明显的贫富分化时,鼓励富人与贫困群体分享自己的财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此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富人分享自己的财富换取的是一种社会荣誉感。[28]与佤族的剽牛活动类似,田汝康在《芒市边民的摆》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傣族做“摆”的宗教活动。在这种宗教活动中,那些富裕的傣族村民消耗了自身积累多年的财富,贫困的傣族村民分享了富人的财富,“摆”因此具有了缓和傣族村寨贫富分化的社会整合功能。[29](P101) 虽然佤族在宗教活动中大量剽牛已经成为历史,但至少表明了在佤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文化要素,这种文化要素对于思考中国乡村的贫富分化问题具有正面意义。乡村振兴战略中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作为其中的政策目标,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发挥作用,也需要在乡村社会中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佤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文化要素就可以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达到为推进佤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服务的目的。“当人们彻底地经历传统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传统之后,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和修订,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变与再生。”[30](P85)在发掘佤族传统文化中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文化要素时,我们并不需要在形式上原样复活佤族的剽牛活动,只需要鼓励村寨中的富裕群体接续曾经的民族文化传统,营造赞赏富裕群体将自己的财富与贫困群体分享的社会氛围。 相对于在人类学研究中笼统和抽象地强调民族传统文化固有的变迁属性,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作用,历史学家林毓生对创造性转化的阐释显然是更为清晰地指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出路,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作用也从一个应该怎样的问题转变为实际怎样的问题。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源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丧失了影响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中介,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首先意味着文化转化的社会实践基础,或者说社会制度支撑系统的创造性转化。[25]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意味着民族传统文化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现代性的社会制度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挥实际作用的方式。因为,只有融入了当下生活中的民族文化要素才可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否则只能成为留存于典籍之中的“死文化”。 事实上,在诸多的以发掘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为目的的人类学研究中就可以发现,我们常常强调地方社群的生态知识和实践、民族习惯法等民族传统文化要素对于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这些研究已经属于在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视域中讨论问题,只不过林毓生对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论述更为系统,也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强调的是考察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要素都要注意这些文化要素由此形成的文化背景,发现各种文化要素之间存在着的有机联系。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通过理解和解释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形成背景、功能和意义,选择那些有利于反思与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文化要素加以改造和重组,并不在于片面地弘扬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超时空价值,根本目的是在于促成现代性社会制度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以改造思想作为优先目标,它只是一种导向,引导人们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变迁方向。以儒家的家庭伦理在现代社会的遭遇来看,人们已经对儒家家庭内部的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嗤之以鼻,却在提倡尊老爱幼、注重代际和谐的家庭伦理观念。 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和变迁方向在于符合当下人们的社会生活期待,现代性制度体系的建立瓦解了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基础,也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同时,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不可能在整体上与传统决裂,为吸收、改造与重组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留下了可能性。现代社会制度作为一种刚性的约束机制,将会抑制传统文化中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要素复活和滋长,也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那些文化要素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从学理性层面来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现中国乡村的非经济价值不仅仅是要促成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活态传承,还应该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性制度体系的完善,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 本文对“民族文化资本化”展开的批评,并不是要否认民族文化资源在中国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作用,对“贫困文化论”的批评则是要说明不能以经济为中心简单地将民族文化看成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重视那些不便于、不易于以及不能开发的隐性文化要素,最终目的是强调跳出以乡村经济发展为中心来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陈旧框架。当然,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契机,促成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涉及如何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还涉及构建支撑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在本文中,以笔者的智识并不足以构建一套完整的政策框架来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多的是在理论讨论的层面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性以及实践机制。 总起来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实现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是一种双赢途径,乡村传统文化要素的资源化和产业化也是一种趋势。但是,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仍将趋于复杂、多元和多变,这不仅给人类学带来了丰富的研究选题,也给人类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31]鉴于中国乡村类型的多样化,本文重点思考的是,像宁边村这种地处偏远高寒山区的多民族聚居村落,多年的扶贫实践已经证明村庄经济很难实现“在地化”发展,是否应该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像宁边村这种类型的村落而言,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是其劣势所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比较优势。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指导未来中国乡村发展的指南,除乡村产业兴旺之外的多重政策目标为发现中国乡村在经济之外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文钢.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0). [2] 熊万胜,刘炳辉.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J].探索与争鸣,2017(12). [3] 陈庆德,杜星梅.现代社会的再认识与发展反思[J].思想战线,2019(2). [4] 高瑞琴,朱启臻.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路径——基于《把根留住》一书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 熊万胜.试论乡村社会的治理振兴[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7] 吾淳.重新审视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8] 赵旭东,张洁.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9] 孙庆忠.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0] 夏柱智.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J].人文杂志,2014(7). [11] 郑庆杰.仪式的空间与乡村公共性建构——基于江西赣南客家村落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12] 王建民.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J].社会发展研究,2018(1). [13] 李忠斌,李军,文晓国.固本扩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J].民族研究,2016(1). [14] 马翀炜.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J].民族研究,2001(1). [15] 张雨龙.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艺人张树皮的生活史研究[J].思想战线,2014(2). [16]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李文钢.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8] 陈庆德.论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J].开发研究,1999(1). [19] 丁学良.“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J].中国社会科学,1988(1). [20] 方坤,秦红增.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内在理路与行动策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21] 叶舒宪.人类学质疑“发展观”[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2] 朱凌飞.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关于利益主体话语权的人类学研究[J].民族研究,2009(3). [23] 黄应贵.农村社会的崩解?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4] 赵旭东.乡村的创造性转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5] 何显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实践基础[J].哲学研究,1999(7). [26] 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A].刘军宁主编.公共论丛(第一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7] 《民族问题物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R].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8] 李文钢.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理解佤族剽牛活动[J].生态经济评论,2018(2). [29]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30] 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1(3). [31] 曹晗.乡村振兴与中国人类学研究新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