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拒绝中共建议，称不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他死也不安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但会议刚刚召开，周恩来就奉命带着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赶回武汉，去会见蒋介石。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向蒋介石转达经过季米特洛夫批准的毛泽东的建议，即恢复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形式或组织民族革命联盟，同时保证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以此表明中共中央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诚意。
10月4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周恩来。周首先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然后详细介绍了刚刚举行过的政治局会议对坚持抗战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在听到周恩来谈抗战问题时，蒋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插言说：坚持抗战，这没有问题。但当周恩来介绍会议关于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设想时，蒋介石听得聚精会神。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将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发展组织的决定，蒋不住地点头，似乎觉得很入耳。他当即提出，请周恩来尽快把这些意见写成一个材料，他好研究一下。
8日，周恩来写好书面意见，递交给蒋介石。蒋当天就召集陈立夫、朱家骅、康泽、贺衷寒等，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意见。14日，蒋再约周恩来谈话，告诉他说，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怕是还需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才行。他的意见是，三青团章程修改一下共党同志就可加入。他要周立即与三青团的干部商谈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恰值武汉、广州失陷前后，形势严峻。因此，蒋介石对周恩来显得很亲热，并且还见了朱德总司令，谈了八路军在敌后发展的问题。蒋还鼓励周恩来与叶剑英协助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愿意听取中共方面关于军事工作的意见。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前景似乎真的出现了。周恩来电告中央：蒋介石对我们态度相当转好，机密事也渐不回避，限制与束缚虽未放松，但可徐图冲破。
然而，随着日军攻势渐渐停顿下来，国民党内部那种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又陡然加剧起来了。
12月6日晚，周恩来再见蒋介石。尽管周已听到不少国民党高层人士反对中共六中全会“跨党”主张的议论，但蒋介石的说法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蒋介石说，跨党的办法大家不赞成，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这样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这个办法可以讨论，他愿意约毛泽东面谈。
周当即解释说，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必都如此认识，故国共两党终究还是两个党。跨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互信。
蒋提到当年合作破裂的情况，说还是合并好，因为大家都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
周见谈不拢，就表示合作方式问题不必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也可考虑其他办法。
蒋提出，如果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不到，可不可以一部分党员转入到国民党中来，而不跨党呢？
周明确：表示：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行不通。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这种既失气节又失信仰的人，对国民党怕也是有害无益的。
12日，已到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参政会的王明，会同周恩来等再度与蒋介石谈组织合作问题。这次谈得更糟，蒋的态度更趋极端。他断然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根本上是由于自身在战争中的削弱和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壮大这种强烈反差所引起的。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只有三四万军队，地盘仅陕北一隅之地。如今，国民党不断丧城失地，共产党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迅速扩展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军队人数也扩充到近20万人之多。抗战爆发不过一年多时间，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数倍增长，并开始要求重新划分华北战区，这不能不让众多国民党人深感不安，恐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开始制定各种严“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迅速白热化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还行得通吗？
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中国这时明明在军事上已处于严重困境，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可能进一步危害整个抗日大局的“防共”、“限共”行动呢？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一向习惯于把国内阶级斗争动向与国际阶级斗争动向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怀疑蒋介石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
1938年9月29日，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来换取欧洲的和平。这意味着，共产党人此前为应付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而提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设想很可能落空。慕尼黑协定再度使中共领导人想起列宁对资产阶级妥协本质的论断，在他们看来，不论是英、法、美等国政府，还是蒋介石国民党，自然都脱不出列宁论断的范围。
1939年春，在一次讨论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从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而毛泽东的看法很明确：“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英美”的，因此，“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得到的情报说，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只要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战争即可停止，而英美也在积极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意味着蒋介石想搞“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法”，“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既然如此，主张抗战反对妥协的共产党自然就成了他的最大障碍，他当然要加紧反共了。
国民党要“限制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办？注意到这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叛变投降，而蒋介石坚决反对，毛泽东一时还没有改变对国民党进步趋势的肯定态度。在他这时的谈话当中，对国民党还经常强调“要亲爱，要团结”的方针。
不过，与此前有所区别的是，毛泽东开始特别强调“反磨擦这一条”了。他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我二个，我们捉他四个”，用加倍的惩罚打击那些国民党反共势力。他的逻辑很简单：“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换言之，对国民党“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
既然国共磨擦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本质在起作用，两党之间真的还有“长期合作”的可能吗？
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和平力量和联合对象的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国际自七大以来实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也明显开始转向。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到斯大林这一讲话的具体内容的，但是，5月30日共产国际的一份指示电，已促使中共中央开始按照斯大林的新思路来考虑问题；指示电明确认为：目前中国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因为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
还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强调过资产阶级的本性问题，断言“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明回来强调抗日和团结以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抗日这个大局上，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不再有根本性区别了。然而，如果蒋介石真的决心抗战到底，又怎么会突然加紧反共了呢？这个问题如今终于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反共多半是准备投降的前奏。
6月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估计都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以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大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估计及对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方针改变了，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
毛泽东断言：在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就不可能根本好转
共产国际的指示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局面，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岁”的激动人心的远景。但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呢？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历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革命浪潮。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铭记在心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大战刚一开始，莫斯科就明确肯定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声称：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隐隐浮现，中国怎么办？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显然已不适宜了。如果说一年之前提出那样的目标，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那么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国民党的抗日与否正在成为疑问，就是它的“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也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正在发生着变化。
根据中共1939年秋对外公开宣传中的说法，它的军事力量仅八路军一部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半年之后，据不公开的统计，它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0万之众，相当于国民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而且，这数十万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即使还有少部分存在，事实上也已失去与八路军抗衡的能力。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断定，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可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了，就是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也将“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当然，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共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比较悬殊，再加上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敌人日本，简单地提出“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难免会重犯内战时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何况，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续范亭也不同于鹿钟麟。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使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有所区别，以便在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内的那些并不反共的力量能够继续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最初，毛泽东沿袭以往的说法，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面性。但按照这种区分的办法，蒋介石及其领导集团算什么呢？显而易见，既不能将其归人应当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据实际情况，又不能将其纳入到应当打倒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买办阶级”之中。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泽东从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毫无疑问，蒋介石集团属于必须“反对和孤立”的“顽固势力”。何谓“顽固势力”？按照毛的解释，就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明确表示，他确信：“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
既然肯定国民党现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么，区别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他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即是。”
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搞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强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联系，不是没有来由的。
二战开始后，在欧洲战场上，德、意很快就占尽上风。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应当收敛自己的反共行动了。但事实上，正是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磨擦行动也随之大规模展开，甚至发展到陕甘宁边区周围来了。这一度让毛泽东很难理解。
进入1940年2月，八路军在华北的反磨擦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共中央已经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彭德怀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明确主张下一步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八路军、新四军在五十万的基础上再扩军三十万，争取尽快达到一百万。让毛泽东不解的是，尽管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惨重失败，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大部丧失，但他的态度仍非常强硬。
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英、美、法仍旧有干预东方事务的相当能力。他估计蒋介石一定是在执行“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目的多半还是要“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
然而，1940年5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希望尽力保持国共合作局面的意见。6月，法国战败，英国本土开始受到进攻，英、法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估计蒋介石将“被迫让步”，“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因此，他同意为减少军事磨擦，与国民党进行划界谈判。他明确表示：“争取划界，我们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的延长”。
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然而，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并且只允许八路军编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再度深感困惑。
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会上已经开始提到蒋介石有没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可能的问题。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什么可靠的凭证。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划界，但强调必须以新黄河为线，并且新四军实际上不能向北集中。殊不料条件提出后，国民党竟毫无商量余地。当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援助下，反击韩德勤八十九军的压迫大获成功，歼敌三旅之众，在华中形成了大片根据地，国民党方面老羞成怒，一面发布密令监视周恩来等，并准备密捕四川所有中共人员，一面于10月19日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形式，干脆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
在共产党已经强大到有50余万军队、60万党员、控制着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部分地区的情况下，蒋介石到底有什么资本能够向共产党下最后通牒呢？难道是因为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蒋介石想步汪精卫的后尘？但是，毛泽东还是怀疑，作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是否真的会那么轻易地离开英美集团去加入德意日集团。
10月中旬，中共中央相继得到消息，美国已经提供给蒋介石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也开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压迫而关闭的滇缅路，以便利向中国运送抗战物资。周恩来亦多次来电强调蒋介石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的可能，并判断，如英美集团战胜，则国内形势将更形逆转。南方局20日发回的政治情报也断定：蒋介石还是英美派，其加紧反共反苏，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
毛泽东早就赞同这一判断，并在10月12日就有电报说明：“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但进至10月下旬，注意到蒋介石确有动武可能，他又不能不对前此的判断有所疑惑，而认为大资产阶级未必会马上加入英美集团。
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估计“德不攻英伦，必向非洲、印度，英国快到手忙脚乱之时。日本将取先占南洋，后扫中国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属四地一旦落入日本之手，中国英美派又将手忙脚乱”。美国准备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战。只要日美战争迟迟不爆发，大资产阶级就只能动摇于英美路线与法国投降派贝当路线之间，“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只是，万一美国参战，并打败日本，“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
但这后一种情况是不是马上就会发生呢？何况美国也未必就一定能够迅速战胜日本。如果蒋介石还在犹豫，他又怎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向中共发出“哀的美顿书”呢？
反复研究陆续得到的外电后，毛泽东当天又发出电报，认为“德国仍在准备攻英伦，即使不攻英伦，但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人德军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总之英国倒霉时期快到了，不论美国是否迅速参战，英国倒霉是定了的，美国迅速参战也无救于英国倒霉，因此中国英美派也是要倒霉的”。据此，他估计：“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其目的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
自10月19日何白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共产党既然不能答应国民党关于一个月内将全部军队撤过旧黄河以北的“最后通牒”，就必须迅速准备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举进攻。因此，正确判断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及其背景，显得异常重要。毛泽东一连许多天夜以继日地分析局势，判断动向，深感关系重大，有点拿不定主意。
29日，毛泽东转而认定：“美国现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目前还不可能立即打败日本。”而“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蒋介石“是愿做贝当的”，而且“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他告诉周恩来等：“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为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
他指出，要看到蒋介石已准备局部“讨伐”，直至取消新四军番号，而我们决不能退到旧黄河以北，非在华中或华西划出几个较大的省区给我们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而要达此目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必然是一场严重斗争，甚至闹到天翻地覆也难说”。
如果说毛泽东29日还在疑惑蒋介石是否已最后下定了投降决心，那么两天后，即31日，毛已不再相信蒋有当戴高乐的任何可能了。根据苏联大使的秘密通报，毛声称：“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急转直下”。
11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从重庆发来电报，一面表示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一面仍强调蒋举棋未定。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这种看法，回电称：“你们电报中似乎表示与中央有分歧，当此严重时机是不相宜的。”“目前时局很显然是直接准备投降，抄贝当老路，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的烟幕弹，日本已准备了对蒋让步与日蒋联合剿共计划，我们应做此种判断。”
为什么判断蒋介石会“直接准备投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十分怀疑蒋介石要中共军队退至旧黄河以北的命令实际上是一个阴谋。在此之前，毛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共冲突比较严重而国民党势力相对较强的华中，特别是皖南地区，估计蒋若加入英美集团，将会取缔新四军，整个南方将陷入黑暗局面。但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这样做不可能取得多少收获。以华中现有的兵力以及与华北敌后的联系；新四军江北部队现在就可以战胜国民党军队。一旦按照预定方案将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其结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蒋指望谁来帮助他实现那个命令呢？总不会愚蠢到指望英美会马上帮助他反共吧？因此，毛泽东不能不渐渐怀疑蒋介石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与日本合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
所以，在11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
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对先发制人方案的支持
注意到八路军、新四军有受“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险”，这使整个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和严重。
从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接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分析局势，但始终得不出确定的结果。到31日，毛泽东既已作出决断，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采取何种对策的问题。既然断定蒋“直接准备投降”，就不可避免要提出一个要不要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问题。周恩来提议表面上服从并做某些实际的让步，比如新四军退出皖南，以求减少损失并拖延内战，而毛泽东却要首先考虑“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表面文章和局部让步的策略问题，而是如何顺利地完成此次决裂，不受大的损失的问题，因为“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
当然，要决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治上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延安的领导人反复研究后，确信当前只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政治进攻，军事防御；一是政治与军事同时进攻。在毛泽东看来，按照前者，“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军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边区的封锁线是五道），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按照后者，“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人彼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他表面上说“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但内心深处是主张先发制人的。
根据国民党最后通牒所宣告的时间表，这时距离他们可能的进攻只有不到三周了。时间紧迫，而对策难产，令人极感焦虑。
就在去电批评周恩来等对形势估计与中央有所分歧的第二天，即11月2日，书记处开会时大家意见不一，毛泽东先发制人的想法又有所动摇。当天会毕，他就电告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开会讨论你东日（即1日——引者注）来电，仍主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在与老彭协商，亦宜慢慢办，不甚性急。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能打得开局面的。”与此同时，他明确电告皖南新四军叶挺、项英：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当然，毛泽东仍然坚持他对形势的估计。11月2日周恩来转达苏联大使潘友新的意见，指出目前尚不能断定蒋已决心与日本妥协，蒋实际仍在三叉路口。毛当即要周恩来转告大使称：“潘友新的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唯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蒋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的后方，打几个大胜仗，那时苏联再出来调解一番，好转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打起来后，蒋介石也有做贝当的可能，“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滨海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
既然肯定蒋介石“剿共”是必然的，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还是不能不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他分别致电彭德怀和刘少奇，强调：“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他提议，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准备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将新四军精锐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趁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准备独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之到达。
计划已至如此具体，可以想见毛泽东又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方案，了。只不过，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所以他还不能不万分谨慎小心。用他的话说，是“鲁莽不得，错误不得”。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决心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行动的时间；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犯，“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为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十五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一切已引弦待发。不过，面对这孤注一掷的重大步骤，他仍缺少决胜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请求”给予“指示”。
11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电报，详细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步骤的必要性：蒋介石现在正压迫我们在华中与山东的三十万人退往旧黄河以北的华北三省，而那里我们已有五十万人，敌人扫荡异常激烈，根据地日益缩小，给养十分困难。“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毛泽东表示，我们决不能就范，准备举行自卫的反攻。拟以大部军队（约三十五万）坚持各抗日根据地，而以一部精锐（约十五万）打到国民党后方的河南与甘肃等地去，以期粉碎这一进攻。但此举必被蒋指责为破坏抗日，并“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因此，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并不是要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两党力量对比，事实上也都没有达到这样做的条件。采取这一重大步骤，完全是迫于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但问题是，只要有破裂国共关系以至影响中国抗战的任何可能，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不愿见到的。
就在毛泽东准备寻求莫斯科支持之时，斯大林正在派遣新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在与崔可夫的最后谈话当中，斯大林明确讲到对中共力量的看法，不同意采取与蒋介石为敌的作法。他说：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那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季米特洛夫对这时国共之间的严重局势也深感担忧。在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了必欲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立场。他强调：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故在政治上应把矛头对准亲日派，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党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开始估计投降危险已被制止
毛泽东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即不能实行，这一点很明显。况且，他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不能不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
11月6日，他读到周恩来发来的“重要情报”，了解到英美正极力设法控制中国，国民党内高层亦强调“蒋本人受英美影响大过德日”，力主鼓动英美反对亲日派逼蒋投降阴谋，制止“剿共”战争。蒋本人也在3日下午将各地请求“剿共”的文电改为“缓发”，说是需要再作考虑。毛泽东当即一改前此方针，致电周称：“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人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当天，他还致电南方各地党的领导人，强调务必“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动员党与非党的多数人员四出活动，“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力求缓和局面。
11月7日，中央据此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挽救时局危机。指示强调：“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
距离蒋介石规定的最后时限越来越近，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多少还有些怀疑。他一面肯定新的对策已为蒋留有余地，一面仍不时地表示担心，称国共关系“好转前途很少”，“恐蒋不争气耳”。但新方针既已确定，各种情报也证明“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之决心”，毛泽东也就一再表示相信：“我方反投降反内战之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
注意到蒋介石对谣传八路军调动一事十分恐慌，毛泽东开始大打心理战，要求各地放出消息：“如彼方大举进攻新四军时，八路军决难坐视”，“以恐吓之”。他说“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与此同时，他要求各地不得擅自“开衅”。当他接到刘少奇来电，说国民党两个师进攻皖东新四军，新四军决心报复，消灭苏北韩德勤部，毛泽东立即回电称目前只能准备，不能动手。彭德怀来电提议调派主力援助华中新四军，先发制人，毛同样复电说：“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华北各部暂不调动。
11月15日，为劝阻党内军内急于转入攻势的强烈要求，毛亲拟电文指示各地，全面解释蒋介石目前进攻还有种种困难，与日本人也没有真正讲好条件，“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是可能打退的”。
但是，15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的答复何白皓电的“佳电”公开发表后，毛泽东从各方反应判断“大局有变动可能”，对形势的估计又有点过于乐观了。
21日，他开始断言：“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而我们是不吃这一套的。即使皖南须“一点点让步”，我也“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如果他敢叫胡宗南在边区挑衅，“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一块地方”。“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
据此，他指示叶挺、项英：皖南新四军北移“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并批准了苏北新四军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风谷村、车桥、平桥、阳念、黄浦、安丰等地的局部战斗计划，以打通皖东与苏北的联系。
24日，日军开始向鄂西、鄂北发动进攻。30日，日本同盟社消息，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反其道行之，宜布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政府随后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甚至斯大林这时也宣布将进一步支持中国抗战。这种情况说明，关于蒋介石要投降日本的估计已经不能成立了。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很快得出结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无办法”，“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他从而确信：“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甚至坦率承认，过去一段对英美的政策是不妥当的。
但这时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苏联大使就特别告诫说，从目前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看，新四军不退出华中，蒋是不会罢手的。冯玉祥也特别提醒中共说，蒋对苏北问题十分恼火，惹急了是会撕破脸皮乱打的。对此，毛都表示不可信。他对周恩来说：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不过，要说这时陈毅部打通皖东与苏北通道的战斗对蒋介石毫无刺激，恐怕也不正确。这边毛泽东颇为自信地向叶挺、项英许诺：蒋介石已下令各军协助我军转移，因而新四军军部北移不会遇阻；那边蒋介石却秘密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剿灭黄河以北匪军作战计划”，并于9日下达手令，限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于12月31日移至长江以北，一个月后移至黄河以北，决心要不顾一切肃清江南乃至黄河以南的新四军。
显然，毛泽东不了解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对皖南部队所处的危险形势这时也还有些估计不足。他确信，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的强调反投降了”。“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他反复讲：“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蒋约见周恩来，态度强硬，话里有话。他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周恩来已经听出蒋介石的某些话外音，估计蒋是“半打半拖”，打的可能仍然存在。从敌我态势分析，他相信，最危险的是皖南。顾祝同固然未必有先动手之意，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恐均有此意。其目的在企图消灭我新四军一部，以逼我北上。”当然，他也认为：“整个破裂尚不至于”。
蒋介石真的会对皖南下手吗？一直怀疑国民党会把局部进攻重点放在华中的毛泽东，这时多少还有些怀疑。直到12月31日，他还估计：“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不过，他还是接连去电提醒项英：“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由于实在无法确定蒋介石究竟打算怎么做，他甚至干脆表示：“他们要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
皖南事变暴露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政策分歧，双方关系发生变化
项英不是没有估计到新四军军部北移“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他所以选择了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南下茂林而后兜一个大圈子去苏北的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乘敌不备，避免损失。结果，早有准备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还是抢先一步，构筑了一道道封锁线，最终一举吃掉了这支将近万人的队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再也没有比这种打击更沉重的了。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不是没有预见到可能到来的反共战争，也不是没有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但是，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他相信了共产国际！他甚至并不是没有过怀疑，但没想到季米特洛夫1月4日刚来电报批评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破裂就来了！
如今，蒋介石的进攻开始了，而共产党却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毛泽东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刚刚上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
同前此的情况一样，毛泽东丝毫不会把蒋介石的这种进攻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进攻刚一发生，他立刻就意识到应当马上“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蒋介石1941年1月17日刚一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毛立即指出蒋“有与我党破裂决心”，说蒋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日”，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其“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
进而，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认定：“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因此，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他明确告诫全党：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对此“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
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这时也急忙出面，一面向蒋表示不满，一面则劝告中共中央不要采取破裂步骤。对此，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这些苏联人：“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
然而，中共这时有没有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的可能呢？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大家显然注意到军事上的反攻目前尚缺乏必要的准备。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也不是不了解。他指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而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他因此对莫斯科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说：“问题是远方（按指苏联——引者）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毛泽东告诉叶剑英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因此，他这时强烈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连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没有能够说服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反复来电要求毛泽东考虑日蒋矛盾问题。终于，在蒋介石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军队又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之后，毛泽东的怒气才平息了一些。他开始强调：“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而根本问题在于，军事上未来进攻的主动性，必须“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这里所说的国际条件，仍旧是指苏联。因此，他仍希望莫斯科能够明白：“蒋介石反革命是定了的”。
自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思想之后，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争夺实力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中共的一种必然选择了。至于何时明白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来提出，其实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如今，这样的时机似乎出现了。
1月29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指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尽管，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
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由于莫斯科的不理解，特别是由于事实证明蒋介石仍在抗日等原因，中共中央不久之后又逐渐恢复了国共合作的政策。但是，撤消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是抗战中的共产党迈向它的1949年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面对这样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近乎公开的意见分歧乃至政策冲突，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迅速改变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关系的严重必要性。于是，毛泽东与莫斯科、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了。（来源：百年潮
作者：青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