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吴佩孚的军队唱着他的《满江红》撤防北上，词曰：“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后来练兵于洛阳，常书一联赠人，辞曰：“欲平大难须大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夏双刃供稿）
清朝本有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廓尔喀等属国。朝鲜为日本所灭后，即停止进贡。琉球早在光绪六年就被日本侵占，其世子流亡天津，每天早上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衙门前等候，一见李的车舆，即痛哭求助，然李鸿章只是命人宽慰他而已。越南被法国侵略，兵临首都，其国主遣使向清廷求助，居天津半年余，李鸿章以他们未经请示却与法国私定条约为借口，表示不便保护，其使臣只好痛哭而归。暹罗则是因为太平天国之乱，海道不通，加之自己已成殖民地，故基本停止进贡。缅甸被英国人占领后，与清朝签订了缅甸条约。到光绪末年，只有远在西北边疆的廓尔喀还谨奉“十年一贡”的宗藩关系。
咸丰皇帝崩后，英国人想拥立恭亲王奕訢为帝。中国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后，在礼部大宴洋人，英法陈兵席侧，想尊恭亲王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当时许多大臣战战兢兢、双股战栗，惟吏部尚书陈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与大臣事同一体，今日为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我朝典制俱在，决不可乱。”洋人为之气夺，此议遂息。不久陈孚恩因依附肃顺，被慈禧充军新疆。
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不惜万金购买战舰，如购自英国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炮舰，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铁甲”巨舰，以及后来购自英、德的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等巡洋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北洋水师的实力名列世界第八，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战斗力超过了英国的远东舰队。但是李鸿章仍觉得舰速太慢，乃决定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购买当时世界上最为快速的巡洋舰。但是朝野内外都认为他花费太巨，于是众口铄金，购舰之议终于作罢。后来这艘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号曰“吉野”，在甲午海战中将北洋水师冲得落花流水。后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偿2亿6千万两白银，这些钱用来买多少艘巡洋舰都够了！所以梁启超指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试问焉能不败？
德皇威廉二世送其弟海因利荷亲王远征中国，临行训话道：“若中国阻挠我事，则以老拳挥之。”此番演说令国际社会腾笑，无不对中国既怜且鄙，华人闻之者无不惭怒交加。对此，法国史学家柯利厄评论道：“这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到了庚子年，威廉二世送瓦德西出征中国时，又在训话中称中国为“匈奴”，说：“对于中国人，当力挞之至于伏地不起。”
慈禧倚仗义和团对抗洋人，酿成庚子之乱，结果是自己逃出北京，无数臣民遭殃。王公权贵在此次事变中死难的有：一个亲王（载勋）、三个总督（李秉衡、裕禄、廷雍）、一个巡抚（毓贤）、两个将军（寿山、延茂，按此处的“将军”为职位，非泛指）、一个大学士（徐桐）、六个尚书（刚毅、赵舒翘、崇绮、启秀、立山、徐用仪）……其中有的死于乱军之中，有的则是后来清廷为取悦洋人而处死。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也不过如此了，这真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李鸿章忍辱签订《马关条约》后，发誓“终生不履日地”。当他访美归来时，须在日本横滨换船，他却坚决不肯上岸，最后侍从们只好在两轮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把他扶了过去。
辜鸿铭论庚子之变云：“庚子之变，多因中外隔阂过深，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乃战国列邦之陋习也。”罗振玉闻而叹曰：“贾长沙复生亦不过如是矣。”
辜鸿铭在湖北襄赞洋务，凡有辱华者，一概以蛮夷视之，曾说：“何谓夷人？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惟武力是视，恃强凌弱，不知何谓真正文明而妄以文明自尊之欧洲人，皆夷人无疑也。”五四时，归国留学生多崇尚西方，直欲一夜之间摧毁国故，全盘西化。辜鸿铭愤怒地指责道：“吾早在英伦之际，已知何谓祖国。为祖国故，富贵复何加焉？今学人竟不省此，自摇根本，附人骥尾。宁不殆哉。”他且撰有《在德不在辫》一文，文中写道：“果截发辫可得洋人青眼乎？果着洋服可得洋人青眼乎？谬矣，如此洋人必益轻我。惟我截然与洋人大异，持我国毫无逊色之传统，昂藏与之抗礼，了无逊人之意，洋人始能敬我。”苏曼殊评论道：“国家养士，舍辜先生外，皆土阿福也。”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晚清的革命志士，为痛伤国运而自杀者，惟陈天华、杨毓麟等寥寥数人而已。陈天华投海于日本大森湾，杨毓麟自沉于利物浦大西洋，他们的死令民众悲恸不已。而韩国正式被日本“合并”的那一年，其亡国之痛，较之中国更痛百倍，因此留日的韩国学生当时就有七八十人自杀。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鲁迅在仙台学医时，有一次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片中那些“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以及周围日本同学的哂笑，令他大受刺激，于是决定弃医学文。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五四运动中，已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十年的学长周瑞琦悲愤地投水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久也许就要亡国了。无人能知山东问题将如何解决，南北和平将于何时实现。大家徒然旁观学生们空举双手，毫无私心、隐讳与其他外在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国家，这多么可遗憾！我认清了我现在是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决定宁愿作自由鬼而不愿作活奴隶。同胞们！为你们的国家勇敢奋斗吧！我结束了我的生命！”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陈汉章在北大讲“中国历史”，自编讲义，将外国的声、光、化、电统统考证为先秦诸子的旧物。沈雁冰当时是其学生，对此大不以为然，陈汉章看出来后，把沈雁冰叫到家里，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打破现在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颓风，实在是用心良苦的。
吴佩孚的军队唱着他的《满江红》撤防北上，词曰：“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后来练兵于洛阳，常书一联赠人，辞曰：“欲平大难须大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藏有200种宋版珍籍。张元济慕名前往参观，主人陆树藩不允，而日本的岛田翰却两次登楼览盛。1906年，张元济听说陆树藩要出售皕宋楼图书，马上和夏瑞芳带了全部的8万银元赶去。陆要价10万，张元济就赶到北京游说军机大臣荣庆，说买回来可以充实京师图书馆。荣庆不答应，张元济只好四处求人。等到他好不容易筹足10万银元，赶到归安的时候，陆树藩竟已以11万8千元的价格将这些稀世珍宝卖给了日本的岩崎小弥太男爵。书运到日本时，其全民振奋，犹如过节一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从此成为汉学重镇，堂内有18种古籍名列日本“重要文化财”，皕宋楼的旧物占去其中的16部。张元济十分痛苦，从此躬身访书，亲自走遍中州数省，并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考察，才在静嘉堂看到了皕宋楼的旧藏。三年后，日本进犯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将崭新的建筑和机器设备毁烧殆尽，而新落成的东方图书馆幸免此劫。不料数日后，便有日本浪人潜入图书馆放火，遂使张元济等人辛苦收集的48万8千册藏书化为灰烬，其中包括2万2千余册的绝版方志。只有原藏涵芬楼的善本古籍500种，因事先存在金城银行，得以幸免。商务印书馆为此停业半年整顿。张元济在痛苦的同时也自责不已，他觉得如果这些书仍旧散佚在民间，就不会遭此劫难了。
皕宋楼古籍的播迁异域，自是国人心头之痛，而寡为人知的是，此事亦有案文。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值日本明治维新时节，其国人弃旧学如敝屣，杨乃以低价买入大量中国及日本旧刊本，船载以归。日本人后来椎心跌足，引为恨事。
张作霖对日本人，小事多由之，大事则虚与委蛇，日人因此对他下了毒手。张作霖的前辈张锡銮也是如此，他主政奉天时，对日人的威逼利诱，总是装聋作哑，常拱手说：“老了，老了，不成了！”日人十分恼恨。张锡銮还写有这样的诗句：“边城久陷倭人手，一战能收匪所思。四野欢呼元佐惧，新军初试大功时。”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皇姑屯事件前，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在已经知道暗杀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还专程拜访张作霖，逼张正式签订卖国条约。张作霖拒绝接见，气得在隔壁大骂：“日本人趁火打劫，真不够朋友！”何止不够朋友，简直阴暗至极！
1929年中苏中东路之变，共产国际电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遂发布拥护苏联的通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抓了奉天行政长官臧式毅，为诱使他投降，特许家属送饭进牢。臧的母亲便将一块鸦片烟贴在碗下送入，希望儿子服毒殉国。但臧最终还是决定投敌，当他被释放回家，却看到母亲已经投缳自尽，以身为诫！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宋哲元主北平军政，情势复杂，他能刚柔并御，与日方周旋，始终未失大体。他的友人聂钧制一联曰：“北方佳人，遗世而独立；东邻处子，窥臣者三年。”
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战间，沦陷区多有藏岳飞画像和“还我河山”题字的，有的便因此被指为游击队、便衣队而遭到迫害。
张伯苓鼓励南开学生报考航空学校，报效国家，其子张锡祜首先报名。儿子毕业时，张伯苓代表家长发言道：“今日外患深重，吾辈家长应效法岳母刺字，毕业同学应学习岳飞。”抗战初，张锡祜在空战中牺牲，张伯苓闻讯后说：“今日之事意在其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战，是唐高宗时的白江口之战，日本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1935年，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以纪念白江口之战的唐军主将刘仁轨。
抗战间，钱玄同陷身京华，改用曾用过的名字“钱夏”，以正中华衣冠，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为反对满清而起的名字。
黄节讲顾亭林诗，正讲到山河破碎，至足感慨之处，一位同学站起来走了出去。黄节非常痛心，许久不能言语，问大家：“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么？”这时另一同学说：“先生误会了，那位同学正患痢疾，本应休息，正是因为要听您讲顾亭林，才挣扎着来的！”黄节一听之下，更是感伤，眼泪几乎要流下来。
日本进犯南京时，吴稚晖新居甫成，撤退时他在壁上题诗曰：“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虽猖獗，异日上东京。”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七七事变后，前大总统徐世昌滞留天津租界，亲日派不断来游说他。曹汝霖巧言令色：“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徐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加以拒绝，等曹一走他便对家人说：“今后此人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酋土肥原贤二约他见面，他也不见。日本人又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劝说他，他委婉推辞，但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徐终于大怒道：“你们太浑了！”金梁反唇相讥：“老师您才浑哪！”徐登时老泪纵横道：“没想到我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后来，徐练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到北京动手术。他认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于是放弃治疗，从容而逝。逝前曾有客来访，云及抗战前途，他不答，但手指壁上“晚晴簃”横幅而已，盖以“晚晴”象征抗战之必然胜利也。
华北沦陷后，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吴佩孚晚年幽居北平，来访者仍络绎不绝，吴无可无不可，惟拒见日本人。曾有某日本人，系汪伪军事参赞，能说流利的山东话，乔装成山东人与吴见面。吴得知后，悔恨不已，墩墩告诫门卫要严加分辨。日本人一直想拉拢吴，但受命前来说项的，一见吴忧愤国事、嗔目奋髯的样子，便不敢再开口，只好废然而退了。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欲请吴佩孚出山，许为北平维持会长。佩孚怫然变色道：“自治者，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勿复多言。”七七事变后，日酋土肥原欲请佩孚主持傀儡政府。吴便召见记者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中日和平，先决条件有三：一曰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曰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曰日本应以重庆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自此以后不再出面，但也不搬家。各方如簧之舌前来说项，佩孚皆不置一言。汪精卫也曾写信劝降，吴回复道：“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扣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日军占领青岛后，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岛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抗战间，大量学者内徙至西南后方，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和对侵略者的愤怒，在学术领域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废寝忘食，日夜兼程，与前线将士一道，撑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可以说是抗战的又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一样辉煌的胜利。
1941年底，洪业被日军逮捕。审讯时，韩国翻译对他说：“请向太君鞠躬。”他照做了，但同时表示：“我是对武力鞠躬！”日本军官问他：“你为什么要抗日？”他答道：“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回答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如果要我仔细说说的话，请你给我20分钟，不要打岔。”对方同意了。于是在这20分钟里，洪业告诉军官，自己是研究历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以武力占领别的国家，只能暂时收效，最后一定得到报应，报应来时，当初的压迫者会比受害者更惨。你们声称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共荣，这是骗人的。看看韩国的历史就知道，日本吞并了韩国，现在韩国人无论愿意与否都被征入日本军队，做着卑微的工作。你们是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听到这里，那个韩国翻译热泪夺眶。到了第二次审讯时，照例要先“给太君鞠躬”，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站了起来，向洪业鞠躬道：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人鞠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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