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汉学研究的百年流变及前景展望（1918-201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46 《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 章立明 周东亮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以东方学①研究为导向的汉语课程至今，印度汉学研究已历经百年发展，其间交织着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移民潮、大国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虽然早期的印度汉学研究与欧陆东方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因素使得印度汉学研究呈现出独特的走向与特点，而我们也可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关 键 词：印度 汉学 汉语教学 学术史 作者简介：章立明，1968年生，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东亮，1976年生，硕士，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 项目成果：本文系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2017sy10021)和云南大学2018年度重大培育项目(18YNUZDP002)的阶段性成果。 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以东方学研究为导向的汉语课程至今，印度汉学研究已经历百年沧桑。虽然现在印度汉学研究(包括当代中国研究)仍无法与西方世界的同类成果相提并论，然而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因素也使得印度汉学研究有其独特的走向与特点。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印度汉学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②然而这种划分很容易切断研究内容之间的关联度，因此，我们选择以内容切入再配合相应的时间段来呈现印度汉学研究的百年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一、东方学范畴内的佛经抄本校勘与互译工作(1927-1959) 印度汉学脱胎于欧陆东方学③，这从被金克木称为“汉学三博士”的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戈克雷(Vasudev V.Gokhale)和巴帕特(V.P.Bapat)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中即可得出结论。④1921年12月22日，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印度国际大学⑤，该校在开办之初就设有由沙司铎氏(Vidhushekhara Bhartacharya Shastri)任主任的汉学研究部，当时延请巴黎大学的列维(Sylvain Lévi)来担任讲授中国佛学的客座教授；1922-1923年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也曾短期到访过圣地尼克坦。泰戈尔说：“佛教是历史上中印文明亲属关系的灵魂，希望中国学院注重佛教研究。”⑥因此，当1937年4月中国学院正式成立后，首任院长谭云山就决定把开设藏—梵和汉—梵相结合的佛学讲座和研究中印古代互动历史作为主要工作，特别是把汉文版佛经再回译为梵文作为中国学院的主要使命。 1.“汉学三博士”对汉(藏)梵语佛经抄本的校勘与注疏 师觉月的老师，无论是在圣地尼克坦时期的列维和图齐，还是巴黎大学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马伯乐(Heri Maspero)等人，大都是以收集不同语种的佛经抄本，然后对同一佛经的多语种抄本进行校勘与注释见长的东方学家。如列维法译《大乘庄严经论》，校勘《中边论颂》，注疏世亲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二十颂》以及安慧的《唯识论》等。师觉月的《中国佛教经典：译者与译品》(上下两册)、《两部梵汉词典：利言(梵语杂名)与义净〈梵语与千字文〉》、《释迦方志》、《〈撰集百缘经〉及其中译本校注》等都属于传统东方学范畴内的研究成果。师觉月通晓汉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梵语和印地语等，这使他成为印度最重要的东方学家之一，赢得了国际东方学界的高度认可和崇高声誉。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印度南方城市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成立了一个中国学研究中心，戈克雷和巴帕特曾在此地从事梵文、巴利文和汉文、藏文佛经典籍的比较研究工作。在金克木的协助下，戈克雷校勘了梵本《集论》，而巴帕特则用汉文与巴利文互译了《解脱道论》、《清净道论》和《善见律》，还对《佛说义足经》的汉语与梵语版本进行了对照研究。正如巴帕特所说的：“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合作，埋藏在西藏的大量印度古书写本就得见天日，而且不用很久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关于)印度古代的文化面貌了。”⑦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文化研究项目，由师觉月出任项目主任，他们三人又齐聚中国学院，并共事多年。 2.中国学院把汉(藏)文版佛经回译为梵文或巴利文版 谭云山在给中国学院设计课程大纲时，明确提出要开设汉文、梵文和藏文的佛学课，特别是要从汉文和藏文的著作中去重新寻找失传的梵文经典，把它们回译成为梵文版或者巴利文版。当时中国学院的汉文佛经主要有《龙藏》719函、7174册和《上海频伽藏》1916部、8416卷，而这些汉译佛经的梵文版大多已在印度佚失。辛哈(Narendra Krishna Sinha)说：“(谭云山)一生神圣梦想就是要把这些书都译回成梵文，这工作可能要几百年才能完成，因为圣地尼克坦中国学院收藏的佛经是如此浩繁。”⑧由于当时在中国学院任教的学者大都通晓梵语、巴利语、印地语、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再加上能够直接阅读汉文佛经，因此，这种以佛教研究为主的格局主导了印度汉学研究20余年，印度国际大学出版了中英文及其他语种的著作34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培养出了一批像巫白慧、法舫、巴宙和冉云华等为我国、锡兰、美国和加拿大佛教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专门人才。 然而由于翻译人员人手不足再加上经费紧张等，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院虽还有翻译成果陆续发表，但终因势单力薄，在几位译师谢世之后该项译经工作便宣告终止。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学界对于汉语佛经所持的轻视态度，这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学院佛经回译工作的深入。正如李志夫说的：“印度人认为佛教是印度人的，你们中国人来这里有什么好传的……不能自外于印度文化，所以，什么中国佛教、日本佛教，在印度学者们看起来都不是正统的，只是沦为中、日文化之一，而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佛教。”⑨也就是说，中国学院的汉文佛经梵化的回译工作本身并没有得到印度主流学界的接受和认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