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汉学研究的百年流变及前景展望（1918-2018）(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2:11:46 《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 章立明 周东亮 参加讨论
三、在地缘政治与诸多领域中生长的当代中国研究(1962-2018) 1962年以后，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成为印度朝野上下的共识，除了将汉语教学纳入课程外，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还开设了有关中国研究的专业课程，在历史系和政治系的硕士课程中也增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专题，为印度汉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创了一条“语言+专业”的道路。1988年，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印度中国研究在从中国历史到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以战略分析为导向的中国研究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中印关系并没有朝向‘地缘文明范式’的理想发展，而受到‘地缘政治范式’的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谭云山就不再可能继续领导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的大方向了”。(16)在此后的20年间，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成因、军事冲突过程以及印度北部安全环境的评估都成了印度中国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于是，印度中国研究开始出现轻中印关系、重地区战略，轻历史文化、重现实问题的倾向，当时最著名的中国通，不再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者，而是关注中印外交和战略关系的政府官员、专栏作家或者媒体记者。 除了学界外，印度从事中国研究的力量还分布在外交界、军政界以及媒体等领域，研究者们大都通过不同学科以及各自经历来理解中印之间的冲突与争端，如律师努拉尼(A.G.Noorani)的《中印边界问题，1846-1947：历史与外交》(1967)、前情报局长穆利克(B.N.Mullik)的《在尼赫鲁身边的岁月》(1971)以及陆军中将考尔的《无法言说的故事》(1967)等。从1969年开始，新德里就活跃着一个由现任和退休外交官等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1990年，印度外交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ICS)。 2.在多个领域中生长的当代中国研究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掀开中印关系新的一页，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成为印度汉学研究的新引擎，以印度3所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为例，可见其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的文学、政治、社会、外交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如尼赫鲁大学邵葆丽(Sabaree Mitra)的《中国女性作家与性别话语(1976-1996)》和《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政治：问题与主旨》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群现象以及中国现当代的文化批评问题；墨普德(Priyadarshi Mukherjee)翻译和出版了《鲁迅诗集》、《中国当代诗歌集》、《艾青诗歌寓言集》以及《毛泽东诗词全集》等大量中国文化著作，2014年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狄伯杰利用中文资料出版《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2009)一书。印度国际大学的那济世(Arttatrana Nayak)关注中国现代汉语的语法与句法研究；该校中国学院的杰姬(Jayeeta Ganguli)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常年能为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长阿含经》翻译课程的教授，2018年，她因心肌梗死不幸去世。印度教大学的嘉玛希(Kamal Sheel)著有《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89)一书；而专注中国佛教研究的劳吉(Lalji Shravak)则与人合著了《丝绸之路上的印度》(2010)。 随着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自2003年以来，印度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转向对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取代了之前地缘政治类的热门话题。(17)当然，印度学界往往是把中印两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两两相对来进行比较研究的，如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的《印度与中国的草根民主：参与的权利》(2007)、塔伦·卡纳(Tarun Khanna)的《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是如何定位他们的将来和你们的》(2008)。古鲁斯瓦米等人的《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2010)重点探讨了两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联系及两种显著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取得成果的差异。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的《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奇妙赛跑》(2010)预言未来将是美国鹰、中国兔和印度龟和平共存和神奇竞赛的时代。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的《崛起的泥足巨人：剖析中国与印度经济崛起》(2013)在考察了两国的贫困状况、收入不平等和环境等问题后，剖析了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指出了两国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 印度当代中国研究人员包括智库专家、高校学者、政府高官、媒体记者和在国际机构担任首席顾问的资深从业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出色的海外教育背景，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等领域拥有专业的经验。如兰密施是政府官员，穆利克和考尔属于前任军政大员；莫汉蒂、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纳拉亚南(Raviprasad Narayanan)、查克拉巴尔蒂(Sreemati Chakrabati)以及古鲁斯瓦米(Mohan Guruswamy)等人是高校教授。 此外，印度当代中国研究亦深受一些身在欧美高校、智库甚至是华尔街的印裔学者的影响。如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库马·森(Amartya Kumar Sen)就是印裔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们当中既有了解欧美也了解印度的，如塔伦·卡纳(Tarun Khanna)、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和巴丹等人，也有了解中国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沈丹森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印经济比较、外交策略、军事对抗或者是能源安全等主题的往往都能引起印度学界、智库以及媒体的强烈关注，如莫汉·马利克的《中国和印度：权力角逐者》(2011)和布拉马·切拉尼的《亚洲神像：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崛起》(2010)以及《水：亚洲的新战场》(2011)都是在“强邻必是对手”的思维模式下，一再渲染“中国威胁论”之作，虽然这一论调在欧美学界属于老生常谈，但是也不乏拥趸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