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战后国共内战中的失利，一向为史家关注。抗战胜利之初，就物质基础而言（包括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国民党已达到其执政时期的高峰。可又何以在短短几年间，即在内战中失利，其间缘由，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层面之因素，已为诸多学者所探究。有关研究状况，可参阅郭永学、吴祖鲲《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文松《十余年来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研究综述》，《历史教学》2001年第9期。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应为其军事失利。就军事层面的研究而言，学界关注较多的为具体战役之成败得失，如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本章则企望以内战初期国民党之军事战略战术为中心，对其成败得失作初步之考查与辨析，期使我们对国民党何以在内战中失利之缘由有更进一步之体认。关于战后之国共内战战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可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1998。
一 战前之国共力量对比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其对手中共。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关于国民党军的总数，目前缺乏国方的统计资料，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页之统计。陆军编组为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54个整编师）、3个独立旅，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海军编组为海防（青岛）、江防（江阴）、运输（上海）舰队及8个炮艇队，有舰艇129艘；空军编组为沈阳、北平、西安、汉口、重庆军区，有飞机443架。《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七八三-797；《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210~215页。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4页之统计，国民党陆军编组为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海军仅接收日伪舰艇即有288艘，空军飞机有900余架。其军力部署大致为，一线：（1）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7个军；（2）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下辖第十一战区（北平）4个军、4个整编师，第十二战区（归绥）3个军、1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2个骑兵师；（3）第二战区（太原，司令阎锡山），5个军；（4）徐州绥署（主任薛岳），下辖第一（南通）、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绥靖区，5个军、9个整编师；（5）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下辖第一战区（西安）8个整编师，第四（许昌）、第五（开封）绥靖区6个整编师；（6）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辖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绥靖区2个整编师。二线：（1）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2个整编师；（2）衢州绥署（主任余汉谋），1个军、1个整编师；（3）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3个军、3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4个骑兵师；（4）重庆行辕（代主任朱绍良），6个整编师。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上述统计不包括国防部直辖之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部队。关于国民党军的部署状况，各说不一，此处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256~257页之说法。
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计有24个纵队（师）、11个旅，地方部队66万人；分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代司令员王世泰）、晋绥军区（5万人，司令员贺龙）、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司令员刘伯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军长兼司令员陈毅，1947年1月底改称华东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司令员林彪）、晋察冀军区（20万人，司令员聂荣臻）、中原军区（5万人，司令员李先念）等战略区，另有炮兵1个旅，14个团，17个营，38个连，没有海、空军。中共部队的人数和编制各说不一，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323~338页的统计。因为各区部队人数不断变动，故总数与各区数有5万人之差。
就军队实力而言，国民党的海空军为中共所无，其陆军野战部队数量为中共的三倍以上，装备亦大大超过中共部队。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部队共有步马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轻迫击炮1559门，92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重装备数量明显偏少。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两者相较，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据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6页。国民党所辖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也远远超过中共，其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约9000支，机枪1430挺，各种炮875门，而中共65家兵工厂月产步枪1030支，机枪15挺，迫击炮仅2门，基本不能生产重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3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164-1页。当然，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是否能在实战中发挥效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认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北京中央档案馆藏档抄件。而且美械装备部队经常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并由于美国一度实行武器禁运，使其效用时常不得发挥。蒋介石曾告杜聿明，“东北部队对于美械弹药应设法节省，不得浪费，希特别注意，通饬所属遵照办理为要”。蒋并将此情形告在美负责采购军火的毛邦初，令其“可以汝所知之实情转告。美械子弹之奇缺实为严重情形之主因也”。《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6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毛邦初电》（1947年12月6日），《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2034、2072号。
正是因为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大军事优势，使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在处理战后国共关系问题时，弃和而就武。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在关内的战争暂时停止，但国民党的战争部署并未停止，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郭汝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387页。为此，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要求第一步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歼灭苏北鲁南的中共部队；第二步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再击灭冀南、豫北的中共部队；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4月5日，蒋介石致电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要求“一面缩编，一面训练，以期随时可以应战也。”《蒋档·筹笔（戡乱时期）》：15823号。5月22日，蒋介石又给顾祝同和刘峙发去极密电，要求陆空军联合作战之训练工作应即策划准备，本月内部署完毕，6月1日开始联合演习，限于6月底训练完成。《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1999、2000号。可见国民党是以6月底为期准备战争的。
对于打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如蒋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军事优势，国民党才敢于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又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于内战之初在扩大占领区方面颇有收获。
二 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失误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306页。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视中共为“流寇”，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告成。《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作战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蒋的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进据交通线、扩大占领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历经实战之后，却显出其不符合战场实情及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线路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莱芜之战可为例证。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鲁南重镇临沂，蒋介石因此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而事实恰恰与蒋之论断相反，中共部队系主动撤出临沂北上，随后李仙洲部被歼之消息传来，可见中共部队既不“负隅”，而国民党军也不能阻止其“流窜”。由于蒋介石固执于自己的一套逻辑，使国民党军斤斤计较于占领点线，但这些点线非但无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领点线的军队成了蒋自己后来所称的“呆兵”，使一线攻击部队越来越少，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蒋介石还主张打速决战，他认为：（1）国民党以优势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中共决战之自由；（2）国民党军装备优良，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国民党的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蒋介石及其手下的高级将领最初也对速战速决抱有莫大之期望。蒋介石在与马歇尔谈话时，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军队。白崇禧认为，可以在一年内结束“剿匪”军事。参谋总长陈诚更是自信在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内便能解决。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
Arlington，Virginia，1976，pp405－407；上海《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7日。然而，国民党在内战初期的作战方针，与其速决战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能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及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剿匪”军事非但未能结束，国民党却被迫在军事上转入全面防御。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他的设想，但他并未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1946年6月1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曾致函蒋介石，提出先以东北两军“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之联络；再以津浦南、北段、胶济路、鲁西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中共主力；再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邯郸，封锁太行山区，打通平汉路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回师会攻延安。以上部署及指导，应区分守势方面与攻势方面，分期实施，并以中共主力为目标，逐次消灭瓦解之。蒋对此并未有何反应。《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6号。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因此国民党军初期的进攻重点为苏北到山东一线，这样的部署有其政治和军事考虑。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国共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进行全面动员，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发动军事攻势；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沿交通线的阻击战，使国民党军的部署迟迟未能到位，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攻势发起后，国民党军的进攻面越铺越大，企图实行全面进攻，但在实际上，其军队的部署无法达成全面进攻之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势，结果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3月东北开打，关内尚在停战；及至7月苏北大打，东北又处于相对平静中；直到10月才有了苏北、华北、东北的全面攻势。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认为，中共因此而于内战初期在军事布局上处于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指西北和东北--作者注）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31页。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也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如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7页。参谋本部亦有人认为，“今日全国无重点，用兵如此决无胜算可言”，建议陈诚“应在鲁南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扫荡陇海路以北地区”。《郭汝瑰日记》，1946年9月7日。根据中共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力的30%，到10月最高峰时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4~545页。这样的兵力数为中共野战部队数量的二倍还不到，加之分散于各个战场，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之缺失，国民党将领并非全无体认。1946年11月，陈诚在北平召集各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与会者形成了集中兵力、免化众为寡、各战区协力行动的共识。《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em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USA。在军官训练团讨论时，不少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为：“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亦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7年）；国防部三厅二处编《绥靖作战检讨》（2），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有鉴于此，1947年3月，蒋介石决定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计划。他对其设想作过如下的解释：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为此，蒋以山东作为国共两军的主战场，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据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分析：“进攻山东，是他（指蒋介石--作者注）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而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只是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郭汝瑰回忆录》，第244、420~421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334~335页。因此，蒋介石是否有确切的主观意图发起重点进攻尚须研究，但无论如何，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曾给中共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而因国民党军战区间和战区内的协同不佳，未能根本改变国民党的军事处境，所谓重点进攻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也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换言之，如国民党战史所承认：“扩展空间之作战，必须全面进攻，不但行动迟缓，且兵力形成分散，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但不能牵制敌人……反而易于被敌人所牵制，授予敌人机动作战之好机。”《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123页。内战之初国民党军的失利，绝大多数发生于运动战中，诚非无因。
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到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102页。内战经过的事实验证了中共的判断，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亦承认：“国军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
三 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术失误
战略指导既无章法，而在战术方面，国民党军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即不断失利。
其一为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蒋介石曾抱怨说：“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1947年4月2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国民党军每逢运动战常常吃亏。1946年12月中旬，整二十六、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共4个师在鲁南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适当后撤，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152~153页。中共华东野战军抓住此一机会，发起攻势，歼整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在近20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几乎毫无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听任路北部队被歼。以致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与军、师与师之间，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一支部队与另一支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导致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这是“我们国军将领最可耻的一件事。”《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1947年4月20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山东孟良崮战役即为显明例证。此役中共华东野战军一改传统战法，舍弱取强，表明他们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而国民党统帅部起初未能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完全没有料到其敢于强行楔入重兵云集的己方部队当面中心。5月15日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师长张灵甫先“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国民党统帅部亦认为决战时机已至，命令张部坚守，而以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七军增援孟良崮，同时周边还有第五军和整九、二十、六十四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企图一举围歼华野部队。这些援军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且不乏精锐之师，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压力。然而当张部在孟良崮苦战之时，援军却行动迟缓，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表现出缺乏协同精神，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在16日不能不以近于恳求的语气电令各部增援：“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427页。比较之下，此役华野六纵接到合围命令后，从鲁南昼夜兼程，只用两天时间便赶了200里山路，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完全出乎张灵甫的意料，表现出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可是直至张部覆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10里开外的界牌，炮声相闻，而终不见援兵之至，陈毅称此役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当不为过。战役开始前，张灵甫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此役之结果恰印证了张灵甫所言。战后蒋介石对此役“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5月29日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页；《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军官训练团编印《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第55~57页。
其三为国民党军派系复杂，又掺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脉关系，加剧了协同作战之不易。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为人骄横跋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郑州绥署的进攻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致整三师被歼，赵锡田被俘。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国民党统帅部也因此而指责将领常有封建思想，视其序列以内之部队，为其永远指挥之部队，一旦有所抽调，即顿形不满，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挠统帅部之兵团部署，常闻某部队不可归某人指挥，使在同一战场之军队，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状态。《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裁编所谓“杂牌”而影响到作战士气。在整军过程中，同样的军队，“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指陈诚系统--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页。甚至因为整编而荒唐到了“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此种情形对于部队作战能力之影响甚大。蒋介石过后亦承认，“自从去年部队缩编，许多军官转业之后，现存的部队往往存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以为自己的部队不知何时被缩编，官佐不知何时被遣散。因为心理的不安，以致战斗精神亦大受影响。”《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20页。关于军事整编及其对国共双方的利弊得失，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其四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国民党军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刘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刘峙轻率下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结果为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所乘，整三师全军覆没，刘峙因指挥无能而于战后被免职。1947年2月，守莱芜的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突围心切，率部出莱芜城后，未派部队占据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部队留守莱芜以为支持，结果被中共华东野战军于前设伏，于后断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狭长地段，机动空间有限，不能展开，只能被迫向内收缩，致互相拥挤，队形大乱，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未有多少战斗即迅速瓦解，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事后检讨，蒋介石认为失败“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负责指挥的王耀武说：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396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在对于战术的机械理解方面，张灵甫可为例证。孟良崮战役打响后，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固执于所谓居高临下的优势，将部队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251~253、432~433页。张灵甫最后只能以惨败身亡而结束此役。同时，军队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军至师，至少有四五级之多，命令来回反复，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莱芜之战，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判断华野将围攻李仙洲部，遂于2月16日令李部后撤，但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则判断为“共军败退”，严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华野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二天的动摇与延误，已经注定了李部的覆灭命运。所谓“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87、162页。在情报方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共事先所获，令其在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使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蒋介石亦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最可笑的是，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蒋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莱芜战役中，与中共有秘密联系的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接受华野指示，临阵主动脱离指挥，导致该部因群龙无首而一片混乱，率先被歼，并牵累李仙洲的全盘行动。事后，韩领中共之意，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直到1年后，韩练成在西北任职时，其与中共的关系才暴露，结果又因张治中的关系而安然脱离，潜赴香港，再转往中共根据地。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使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蒋介石一方面抱怨“国军在收复区内不能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收军民协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们军事进展迟缓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民众泄密，居然要求“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1947年6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59、167页。可想而知，一支不能与民众交流的军队怎么可能在战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
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再打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如同其自身检讨时所称：“匪军之优点无他，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身先士卒，以贯彻其任，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国民党军的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即所谓“抓伕”。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如蒋介石所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结果就是，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后只能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军成了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战争第二年结束时，被俘后参加中共部队的前国民党军士兵已达到80余万人，这个数字占其时中共部队总人数（280万人）的286%，占中共野战部队总人数（149万人）的537%，可见国民党军士气之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313页；第4卷，第2~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郭忏自嘲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
战后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是国民党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企求通过战争，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的主动行为。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其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以及社会动荡、后方不稳等等因素未及深思熟虑，只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而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未必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何况国民党还不能或不善于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
当我们现在审视当年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之得与失时，我们的判断或许更具有学术意味，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后见之明。而对当时当地当事人而言，这是一场既决定自己也决定其对手命运的战争。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因为战争既由人担当，而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战争谁胜谁负的结局，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在一场攸关胜负的战争中，最先发现对手的错误并能改正自己错误的一方，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当我们论及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平心而论，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
（摘自《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作者：汪朝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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