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赫德是北爱尔兰人，在中国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被清廷视为客卿。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仍挂总税务司的头衔。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他还插手中国的文教事业。他深受清政府信任，以至封疆大吏如总督的任命，有时也要咨询和采纳他的意见。赫德1911年9月20日卒于英国。清王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凤凰卫视3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1911年清政府将最后一个代表着朝廷最高荣誉的太子太保的头衔，授给了一个外国人，英国人赫德，要知道晚清得授太子太保头衔的只有三个人，前两个呢一个是中兴名臣曾国藩，一个是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恪尽职守，不仅为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海关管理制度，开辟了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无疑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赫德当时也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人的外籍雇员，那么这个赫德是如何进入中国官场的呢？
解说：1854年，一个年仅十九岁的爱尔兰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寂寞极了，我已开始独自生活，直到四点半我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他叫赫德，刚刚来到中国，在宁波的英国领事馆做一名小公务员。
此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它对中国的整体影响并不大，在宁波港的常住外国人，只有二十二个。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我和汉语老师在一起，然后我独自一人自学到三点。年轻的赫德，每天都要花六、七个小时学习汉语。
李胜良（《反客为主。赫德评传》作者）：其实赫德刚来的时候吧，他也没有，有一个很长远打算，他一直，你看他的日记，他一直在想我工作到什么程度，我就回去。
解说：1854年10月2日，今晚我可以说已下定决心，明年回爱尔兰去，到家乡做一名律师。如果我每月省下四十元，我将会有一百八十镑五先令，这足够我乘二等舱回家，还可剩下五先令。
赫德1835年出生于北爱尔兰，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小酒厂经理，赫德不愿去父亲的作坊做那些“下等的工作”，他非常刻苦，事业之门，对于像他这样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窄了。
张志勇（《赫德与晚清中英外交》作者）：赫德当时他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时候，是成绩非常优秀的，英国外交部来选人的时候，都是选最优秀的学生。
解说：赫德十八岁那年，在一次三十六人参加的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他和当时很多缺少机会的英国青年一样，希望去远东碰碰运气。
张志勇：他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呢，那他是想着是在英国外交上有所作为，倒不一定说一辈子会在中国发展。
解说：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二十六岁那年，一个与他同龄的女人，通过宫廷政变掌握了中国的大权。在二十六岁的慈禧的身后，是二十八岁的恭亲王奕等几个年轻人，他们是1861年中国政坛的明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因健康原因请假回国疗养，根据他的推荐，赫德代理了总税务司的职务。他赴北京述职时，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主政大清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赫德的谦恭给年轻的亲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胜良：很彬彬有礼的英国小伙子，同时特别特别地，特别特别地照顾中国人的自尊，然后又特别特别地了解这个海关事务，因为他准备了很多很多资料，可以做到就说你问什么我答什么。让人感觉到这个人业务很熟练，同时就是说又和李泰国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说：赫德的前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十九岁即来到中国，他也精通中文，李泰国曾说我是一个受中国政府雇佣的外国人，我为他们做事，而并非他们的下属。一位英国绅士，在一位亚洲野蛮人下面做事的那种观念是悖谬的，但赫德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有人彻底不信任中国人，深信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强迫中国人就范，这种人轻易就能找到似是而非的论据。
李胜良：在英国人血液当中都有的两种精神啊，是在他俩身上就是体现得特别的明显，也差异特别的大。就在李泰国的身上，那种骑士感觉很浓，李泰国是一个就是说很聪明，然后又很傲慢的一个人，赫德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性格很温顺，性格就是他很温和，然后对好多事务，就含而不露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接近于英国人当中所说那个绅士那种感觉，骑士和绅士，他俩差距实际上是挺大的。
解说：这时发生了“阿思本号事件”，本来清政府委托李泰国赴英国采购一支英国原装舰队，来打造中国海军，李泰国不但擅自加价，还坚持海军司令要用英国舰长阿思本。
张志勇：也就是好像清政府离开他，就办不了事了，非他不行，所以呢他在这个言行举止之间呢，对清政府官员就是非常蔑视。
解说：李泰国吃里爬外的行径，让总理衙门十分恼火，1864年的冬天，他被赶走了。日后赫德回忆起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常沾沾自喜，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说，李泰国丢掉了一个多么光明灿烂的未来，如果他在1863年脚踏实地地干，他今天就会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三十岁的赫德正式走马上任，担任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那么中国海关，为什么要由外国人来主持呢？
张鸣（学者）：总税务司呢，又是它是总理衙门最先进的一个机构，就是它是承包出去的嘛。
张志勇：当时中国政府缺乏这种，很优秀的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
李胜良：所谓的买办，经常是说中国人替外国人做什么，被人家买来办事的叫买办，但实际上赫德就是清政府的一个买办。
解说：赫德在1864年正式走马赴任后，对海关进行了改革，他首先创立了一套用人系统，组成了一支由二百五十二名英国人，和一百五十六名其他西方人构成的“多国部队”。
李胜良：用外国人来处理海关事务，相对而言更加的有效率，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那个廉洁。
张志勇：清政府官员他不会说收多少就报上多少，因为里面那个贪污腐败太厉害了，外籍税务司，他们这个收的税，要远远比它那个清政府官员，当时收的税要多。
李胜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官员肯定会腐败，但是有一个制度上的一个保证，作为外国人，他并不像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有着庞大的关系网，有很多需要照顾的人，有许多很多要照顾的事，有很多不该拿的钱，他们拿了。
翁飞（学者）：他很廉洁，就是他拿了你的俸禄，他绝对不会在就晚清那种，弥漫着那种腐朽的风气里，再去拿什么红包、回扣等等等等，他知道中国官员很弄这一套，他可以用这一套去弄你中国官员，他自己不干。
解说：赫德上任之初，便对他的雇员们说，我们必须牢记，税务司署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希望每个领取俸禄的人都明白，你是中国雇员。赫德还强调每一个官员，必须要会讲流利的汉语。
张志勇：他们的招收呢都是有标准的，不是说随便来个外个人那就都行，他是有各种考核。
李胜良：所有的洋员，都是从外国人当中千挑万选而来的。
解说：1870年，一位到上海海关求职的美国人，在上海收到了这样一封拒绝信，上海办事处没有适合你的工作，你不会说中国话，就算你现在学，也来不及了，你快五十岁了吧，人过了四十便很难学会中国话。这封信的署名是“总税务司赫德”，“赫德”两字是赫德亲笔写的中文。
李胜良：赫德又确确实实对这些海关人员的要求极高，你比如说，就是他手下有两个人物，甚至成为相当有名的汉学家，马士，写过《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大本子，马士甚至是后来的费正清的那些老师，费正清的老师，你想那个马士都厉害到什么程度。
解说：为防止腐败和提高职员的工作积极性，赫德在海关内部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这是中国政府机关内的首创。赫德还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
李胜良：英国人的某些做法，英国人在税收上的某些观念，实际上通过赫德，通过这些洋员已经引进到了中国，在税收这方面，在征税制度方面，赫德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创新。
而且他的会计制度是当时特别特别先进的，他比咱们当时中国那种奏销制度要先进很多，而且几乎也是西方最先进的，也就是说在一百五十年前，赫德已经把这些活都干了。可是咱们现在呢，头脑比较闭塞的咱们，不愿意去研究这个历史的咱们，还把自己做的这些事，当成一个很先进的，很先进的活去宣传。
张鸣：中国海关收入在这个赫德之前是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几乎朝廷上没有多少这个项目。但是到赫德手里之后，办到这个，办了十几年以后，就已经成了第三大收入了。成绩斐然啊，你想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值百抽五的税，很低的税啊，世界上最低的关税了，他居然能办出这样的成就来，那是不容易的。
张志勇：假如说，中国海关就没有引进这种税务司制度，那么就是说，应该可以想像到，就像清政府其他那个衙门一样，就是说海关应该说还是一片混乱。
解说：在赫德的关税帝国内，他本人好像是一个君主，他矮小精明，在下属的眼中冷静、铁血、专制，与对下属的严厉态度相反，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赫德倒显得温柔和气。
李胜良：因为赫德和总理衙门的这些人，处得都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和每一个衙门的这个堂官，就一般的官员进行闲聊，闲聊这样一种关系，使得赫德等于完全进入到了中国官场。
张鸣：中国官场习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首先看重的是人际关系，人际之间的信任感，人际之间的沟通能力，然后其次是看到才是轮到制度的力量。就制度约束是第二位的，首先是人的约束，人的关系。
解说：赫德明白，只要他本人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是不会在意他是否在自己的机构内独裁的，他工作很刻苦，每天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赫德从不休假，足不出北京，甚至没去过西山，顶多只是远眺。赫德只在花园散步，从不运动，对赫德来说音乐和文学，就足以舒解单调乏味的工作了。
张志勇：他的办公室里，就是只有办公桌，没有椅子，他是站着办公的，因为他是害怕自己到时候，如果坐着会发睏啊，精力不集中啊。
李胜良：赫德从清政府挣钱挣到什么程度，他每年能够拿到七十万两银子以上，如果以这个一两银子值二百块钱，你想想那是多少钱。那么他挣这么多钱，为中国人办事是正常的，从这个忠仆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受人之俸，受人之禄，然后忠君之事的这么一个人。
张鸣：深受中国政府的信任，担了这么大的事，担了这么多，实际上如果盐税都管了的话，你中国基本上半壁江山收入都归他管了，你说他不负责任，他早就完蛋了嘛。
解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北京有两大“珍稀动物”，一是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赫德的管弦乐队。这张照片正是“赫德管乐队”的合影，赫德自幼便酷爱音乐，他本人能演奏大提琴和小提琴。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牧师回忆，赫德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常听到管乐队震耳欲聋的演奏，暗示他在就着鼓声奋笔疾书，赫德一搁笔，便拿起小提琴，管乐队便立刻停止了演奏。赫德的乐队是由二十个中国演奏者和一个葡萄牙指挥组成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西洋管乐队。
1879年，清廷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一块地拨给赫德，海关衙署随即从郊区迁至城中。而赫德本人的府邸也位于其中，随着海关对中国举足轻重，赫德的地位也日益崇隆，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生活了。
他府邸中有一个中式大花园，每到周末都有花园舞会在这里举办，这是当时北京外交圈子里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在那些公使们眼中，赫德身边总是花团锦簇，丝竹歌舞，周围的十几个使馆显得黯然失色。
陈晓楠：赫德在华54年，只回过两次英国，一次是结婚，一次是养病。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也不免思乡，他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说只要想起1849年贝尔法斯特大学的情景，我就不免流泪，我们不曾忘怀一丝乡音，气息和影像都会唤起儿时的回忆和甜蜜的故乡景致，走笔至此，泪水已湿了双眼。
在赫德的领导下，海关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国际信誉也非常高，因此呢大清国向国外购武器舰船的时候，筹措借款的时候呢，都以关税做抵押。在赫德的建议和资金保证之下，中国开始向外派遣驻外使团，开办同文馆，学习外语，建立现代邮政制度等等。这一切都是赫德愿意看到的，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文明古国能和世界融为一体。
解说：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中国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太平天国之乱，又从内部给了旧体制致命一击。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正在蓬勃开展，1865年，赫德即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著名奏折，名为《局外旁观论》，这是赫德首次就中国事务发表全面看法。他在文章中，除了呼吁中国应该进行积极的洋务实践外，更应该消除制度和文化上的弊端。
文中说，中国在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旧”，内外员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文武各事之行”，“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官吏“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而中央领导对此视而不见，造成人民“藐上不服作乱之灾”。
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熟读经书诗文，而不晓时事，“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赫德建议实行“民化兴国”，所谓“民化”，即“外国所有之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在对外政策上，他劝中国尊重条约和国际公法，放下架子，平等对待各国。
李胜良：他在这个《局外旁观论》里头啊，他其实贯穿了一个什么逻辑呢？中国内情说你兵也不好使，官也不好用，反正是所有都呈现一种很腐败，很破败，很烂的那样一种场面。所以你有这样的内情，你中国是不可能强大的，然后内情又导致外情，说你中国人对外国人，视外国人如狗，他说。他说你中国人，就是那个把和外国人处理关系，就是那个特别地偏激来处理关系。
解说：《局外旁观论》引起了清朝高层的极大重视，封疆大吏们曾集体学习讨论过赫德的观点，但效果并不好。
李胜良：也可能是当时的赫德，他对中国语言的驾驭，还没有到一种他在那个说话的那种水平，他在好多方面，他对中国语言的那种把握，还不是很圆熟，然后就有一种很突兀的，很拗口的，甚至是很严厉的一种言辞词，表达在文章当中，以至于让那些督抚们看了之后很反感，像左宗棠他们那些人看了肯定都很反感。
解说：《局外旁观论》的主题思想在三十年后，又被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派提出，可惜仍旧以失败告终。
李胜良：这个“同治中兴”失败之后，他简直就是在“同治中兴”刚刚开始，他就提出来，咱们和“明治维新”相比，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因素，积极因素都不存在，反而是咱们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所以失败是极其正常的。
解说：可怜的中国，到了这个节骨眼还没有觉醒，认清变革势在必行。面对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野心，赫德不无担心地说，中国人历经两千年来的驯化，热血早已冷却，不过我认为这些日子以来的绝望，会使热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腾，届时，我们这些人会被赶出北京。
1900年，赫德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中国的民族情绪以最狂暴的方式爆发了，义和团进入北京，在清政府的默许下，他们火烧教堂，围攻使馆，屠杀洋人和中国教民。对于驻京的外国人来说，这是最黑暗的日子，赫德也躲在使馆区中，整日无事可做。
李胜良：实际上在使馆区当中，他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因为当时啊，就是说他和外界的那个，外界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了，甚至于这外国的一些报纸啊，都在说这个赫德已经死掉了，这么一个消息。在传赫德已经死掉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是后来，然后清政府作为中介，说赫德还在里面，然后才和外面接通关系。
解说：“义和团之乱”对赫德的打击是巨大的，他豪华的府邸被付之一炬，他与友人的书信、日记，毕生积蓄遭到洗劫。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五岁了，眼见自己四十多年的劳碌和忠诚毁于一旦，中国比他到来时变得更糟。他说这场动乱深深刺伤了我，但既然发生了，我们只能尽力善后，我对海关、对中国以及整体利益有所贡献，我深信只有我能兼顾这三方。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使馆区终于解围，赫德的“假期”结束了。
张志勇：这外交人员的这种，受到攻击被杀死的话，那这种赔款要求不可能小，但反过来呢，如果要是外国人要求的赔款过多，那么中国有可能崩溃，外国公使咨询他有关赔款问题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中国的这个赔偿的能力。
李胜良：他因为他管这个总税务司，管了很多年，他对中国的税收形势，他相当地了解，那么他就帮助这个列强来计算，这个清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穷国，一年能够，能够有多少税收。
张志勇：就是一年呢，最多能赔偿两千万两的白银。
李胜良：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赔付四亿五千万两，然后用三十九年还清。
张鸣：那是你们中国政府没办法，你非要，你不得不支付外国赔款，那我当然得去支付了。但并不是说我赫德要去支付那个赔款，我并不是说我替你管这个事，是我替外国人谋利。就是说我们可以指责说，他是为帝国主义，掠夺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关权力，你可以这么指责，但实际上是这个钱，并没有花到那些上面去。
解说：当时西方列强一片“报复雪恨”之声，赫德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说拳乱无疑受到了官方的煽动所致，但它也合乎民心，它能如野火燎原，纯粹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
刘刚（《文化的江山》作者）：这个说明赫德的话呢，他是一个政治家，中国，它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两面性里面，你现在是这个义和团运动，它点燃了它文化的那个，这个民族性的那一面。它的国际化的那一面的话呢，将来就要被这个民族性这一面整个要炸掉。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天下为公”，什么“大同”，这个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国际化的理想。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面，就这种排外的一面，一个王朝一担心这样它就要排外的，这个义和团运动就是说什么呢，它在这个底线上面，它奋力反击。
这种反击的话呢，它看起来它很愚昧，也很蠢等等，但是它是一个信号，文化转向的一个信号，它从一个国际化要转向一个民族化，从国际主义转向一个民主主义。而这样的话呢，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实际说它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方面，你要大把地赚美国佬的银子，同时的话呢，你还得骂几句美国佬，那么这个对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呢，你才是全面的，你要不骂两句，光赚银子，那你这是国际化的一面。你还没有确立一种民族立场，同时这一手抓银子，一手还要骂，这个，这就全了。
解说：拳乱之后，赫德又在北京住了八年，1906年朝廷下令，开始接收由外国人掌管的海关业务，赫德明白，他的使命就要结束了。
李胜良：在他走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有这么一种无奈，就是说那个，基本上人家越来越不需要我了，就是说那个，我做这么多，已经等于为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解说：这个画面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的师傅庄士敦离开中国时的场景，实际上，这一场面发生在当年赫德的身上，赫德离开中国那天，在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的中国管乐队奏起的正是苏格兰名曲《美好的往昔》。
那一天晴空万里，赫德在月台上下轿，他脸上挂着一丝迷茫，但很快又坚定起来，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泪眼朦胧。赫德走得正是时候，新时代已经降临，1911年9月20日，他在英国与世长辞，三周后，他毕生支持的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建立了。
陈晓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外滩，有一个著名的铜像，就是赫德铜像，那是清政府给他立的，后来呢，侵华日军推倒了它，因为日本人认为赫德铜像正是西方侵略东方的象征，它是东亚民族的耻辱。
后世很多史学家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赫德是英国那边的，而其实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呢好像又是中国这边的。赫德直到死，都没有获得他一直渴望的英国勋爵封号，最终以爵士地位抑郁而终。
他一生拥有很多财富，可是他终生没有归宿感，他一生参与并经历了诸多的军国大事，可是在他的日记里却是载满了孤独和凄凉，他生前尴尬，死后也尴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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