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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苏军米-4直升机
    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74年3月14日，苏联一架米-4武装侦察直升机越入中国新疆境内纵深70余公里，被中国公安机关扣留审查。查明原因后，1975年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决定释放机组成员，交还直升机。长期以来，外界对于此事的具体情况无人所知，前不久，俄罗斯《军事铁路人》周刊记者瓦连金·扎伊采夫专门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
    1974年3月14日，一架编号为“24”的苏军米-4直升机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泊机场起飞，前往一个偏远的阿尔泰村庄，那里驻扎着一个边防哨所，一名士兵病情严重。驾驶舱内悬挂着一面代表苏军作战部队最高荣誉的信号旗，这表明该机曾参加过苏军最高级别的军事竞赛，并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机长是亚历山大·库尔托夫，他还兼任导航员。驾驶员亚历山大·乌兹科夫，机械师就是正在接受采访的布切利尼科夫。航程刚刚过半，他们接到风暴警告，不久他们就看到前面山头上笼罩起一层厚厚的积云，高度在4500米左右。出发前，为了给病人和医生提供更多的空间，米-4直升机卸去了所有供氧设备和降落伞。进入云层后，机组人员很难确定自己的方位和前进的方向，就在此时，直升机上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也失灵了。顺便提一下，两周之后，即3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给中国大使馆的信函中称，机组人员在迫降前将详细情况向机场做了汇报，这显然与实际情况有矛盾。
    此刻，米-4直升机已经起飞四个多小时，突然驾驶舱操纵面板上闪起了黄灯———燃油快耗尽了，米-4直升机只得紧急迫降。当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山谷里后，他们发现远处都是带着大檐帽的牧马人，他们以为自己是飞进入蒙古国境内。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起飞，当直升机穿过一条河流后，操纵面板上闪起了红灯———燃油快耗尽了！机组成员觉得现在总该飞回苏联了，于是就第二次降落下来。布切利尼科夫率先爬出机舱，来到一个小山坡观察情况，很快跑回来报告，“直升机正在被一个不明的民兵组织包围，他们手里还拿着武器！”机组人员立即关闭好舱门，随后舱门外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经过辨别，外面的人说的是中国话。接下来，是斧头敲打机舱的声音。
    一会儿，中国民兵就将米-4直升机上的苏联军人一一押出来。到了村里，中国人给他们端来了羊肉、馕和奶茶，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随后，从远处赶来的中国边防军人用汽车将他们押往乌鲁木齐，在新疆监狱，开始了长达数天的审问。

审讯人员主要询问他们是从哪个基地而来，带着什么样的侦察任务，为什么携带武器？在突击审讯中，中方人员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过了一段时间，中方监管人员放宽了对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在院子里散步，打乒乓球，到服刑人员俱乐部看电影，有时还放映一些苏联影片，例如《列宁在十月》、《誓言》和《伟大公民》等。此外，监管人员还为他们带来几本俄文书籍，其中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资本论》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等，有时还顺便给他们带来几本“大字报”形式的中国诗集。在197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一天，有人专门给他们送来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白酒———“竹叶青”，这让他们深受感动。
    1975年夏，一架伊尔-18客机将三名机组人员送到北京郊外的一座大型监狱。他们很快就猜到，可能马上就要被释放回国。随后他们还受邀参观包括“友谊”人民公社、石油化工厂和著名的北京烤鸭店，最后还去了长城，布切利尼科夫兴奋地在城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返回监狱后，他们终于见到苏联驻中国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大使告诉他们，中国已经撤销对他们犯有间谍罪的指控，并同意送他们回国。
    回国后，“怀疑一切”的克格勃没有怎么为难他们，只是简单地数落了他们一通，要求他们在以后执行任务时要多加小心。为庆祝布切利尼科夫平安返回，妻子和女儿还专门陪他到黑海度了一次假。不久，布切利尼科夫和驾驶员乌兹科夫都考上地方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两年后，除机长库尔托夫外，其他两人都被安排转业。布切利尼科夫返回家乡乌克图斯，在一家航空公司担任飞行员，并成为该公司最出色的飞行员之一。在结束采访时，记者问布切利尼科夫是否对中国人怀有怨恨，他激烈地反驳道：“我对中国同志绝对没有一点怨恨。”他认为，当时中苏关系极端对立，不论两国政府如何斗争，但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没有错的。随后，他从柜子最里面找出一张照片，是在中国长城上拍摄的，照片上还印有一行汉字，写的是“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