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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
    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的群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座著名的海军城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中等城市。在这座海军城里，有一个占据最佳位置的烈士陵园，里面陈列着为解放和保卫舟山而捐躯的烈士的事迹。在陵园众多的墓群中，有一个墓群特别醒目，它由38个坟墓组成，其正面有一个青石碑，上面书写着“1385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这个墓群坐落在烈士陵园的正中间山道上，站在其前面，正好可以眺望茫茫东海。人们之所以将这个墓群建在这里，就是想让38位烈士每天都能看见他们守护的东海。
    38位烈士遇难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则被封锁了的消息。烈士墓碑上没有留下任何事迹。就是在今天，不少年轻的舟山人也不知道，41年前曾有一群无私无畏的中国潜艇兵为探索潜艇这一当时的尖端武器的作战技术性能而捐躯在茫茫东海。
    让我们一同将思绪放回到1959年12月1日吧，回到那个令中国潜艇悲痛与自豪的日子里。
    12日1日中午，418号潜艇正在海下平安地航行着，它这次是在与水面舰艇一同进行攻潜、反舰的综合性演练。这是一次探索性的演练，因为，人民海军1954年夏刚刚组建潜艇部队，所有艇员都是从全军挑选出来的，是全军战士中的精华，经过在旅顺潜艇学习队的学习，这些稍有文化的中国军人已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初通了潜艇操作技术。只是当时仅会操纵潜艇，苏联人怕中国人掌握潜艇技术太快了，战法技法一点也不教，中国潜艇兵只能自己摸索。
    418艇艇长名叫张明龙，出海之前，他爱人快要临盆了，他脑海中一直涌动着即将为人父的喜悦。副艇长王明新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是专门来艇上锻炼的，他也刚刚当了父亲。航海长金作印毕业于大连海校，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生。原艇政委马振民在出海前生病，支队临时将他换下，派支队组织科干事张前冲来艇上代理政委。
    按计划，418艇在水下进行最后一个演练科目：规避航行。此刻，418艇正在全体艇员的操纵下敏捷地在水下划出一个个“之”字。
    12月1日13时40分，这是演习结束的时间，与418艇配合训练的“衡阳”号护卫舰按计划已到预定海区系泊。系泊完成后，“衡阳”号向水下投射了3枚陆军手榴弹（当时水面舰艇与水下潜艇联络采用这种办法），潜艇声纳兵听到3声爆炸后，报告艇长可以上浮。
    其实，由于距离近，艇长和全体水兵都听到了手榴弹的3声爆响。于是，艇长张明龙下达了“准备上浮”的口令。
    随着警报一声长鸣，艇员迅速各就各位，仅用3秒钟，各舱就纷纷报告：“准备完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艇员还没有水密意识，实际上全艇并未按规定全部关闭水密隔舱的水密门。
    随着各级“准备上浮”口令的逐一下达，排水系统将15个大气压的高压气体迅速注入水柜，海水在强大的气压作用下被挤出水柜，潜艇在自身的浮力作用下迅速上浮。
    30米、20米、15米、5米……潜艇不断地上浮着，然而，艇员们没有想到，灾难正悄悄地向他们走来。由于当时的探测系统还很差，艇员们没有想到，潜艇上浮的海区正在“衡阳”舰的下方。潜艇的潜望镜刚一露出水面，副艇长王明新就发现了这一灾情，他连忙下达“速潜”的命令。然而，潜艇在自身的惯性作用下仍不断上浮，未等艇员们反应过来，艇身就撞上了“衡阳”舰，潜艇舰桥被“衡阳”舰的舰首一切两半。瞬时间，海水呼啸着向艇内涌去，此时，如果第二道水密舱门关闭好，潜艇还能浮在水面上，然而，第二个水密舱门根本没有关严，第三个水密舱门关严了，但第4个水密舱门又没有关严，于是，海水很快就灌满了3个舱室，潜艇一下子扎到了40米深的海底，艇长张明龙等7名军官和17名士兵当场死亡。
    正在水面等待的“衡阳”舰见418潜艇接到上浮信号后没有浮起，只放出一串气泡，也搞不清怎么回事。潜艇撞在军舰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感觉到，因为当时风浪较大，舰身在不停地摇晃。只有支队作训科长张毅比较懂行，一见这一情形，他感到情况不妙，一定是潜艇在水下遇到麻烦，他当即要求参加演练的各舰密切注意水面情况。不久，“成都”舰报告，在方位300°、距离9链（1链等于1／10海里，即185.2米）处发现漂浮物，小舢板靠近漂浮物后，发现是浮起的潜艇失事浮标。

水兵们看到，潜艇失事浮标周围漂浮着一条宽1米长约20多米的油迹，这一惨景告诉人们，418潜艇遇难了！
    当时中国只有8艘潜艇，潜艇成了共和国的宝中之宝，所以，潜艇遇难的消息很快就惊动了最高决策层。海军首长指示：“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并派时任海军潜艇部长的傅继泽将军当天赶到现场。空军运输机日夜兼程，从各地运来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上海市委立即派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国内一流的打捞队伍前往支援。一时间，大小59艘舰船来到出事海区。
    真是天不遂人愿，海面上的风越刮越大，救援舰队来到时，海面上竟刮起了8级大风，甚至把潜艇呼救浮标钢缆刮断了，这样，本来可以通过失事浮标上的一部有线电话与艇上联系的途径也失去了。
    失事浮标钢缆的断裂使人们无法标示418潜艇准确的失事艇位，而当时测定技术又很落后，重新测定艇位竟在3天之后，从而丧失了最佳救援时间。
    从后来唯一生还的轮机长王发全的口中，人们终于了解到当时的水下情况。
    王发全当时正在五舱值班，手榴弹爆炸声他也听到了，然而，艇体上浮过程中，他突然感到艇体猛地跳了一下，此后便没有了声息。当时，五舱共有5人，大家都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因为，从接受苏联潜艇专家训练至今的5年间，王发全和他的战友已经历过无数次下潜、上浮，而这一次却十分特别，他脑海中竟突然间冒出一点不祥的预感。
    突然，他们听到四舱在猛力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话筒高喊“五舱排水，五舱快排水……”王发全知道，四舱没有排水装置，所有进水都靠五舱排出艇外。王发全当即让新兵陆正德打开排水管道阀。然而，由于水压极高，不但没有将水排出艇外，反而让水冲破了排水阀，五舱也进水了。
    这时，四舱的呼喊声逐渐减弱下去，敲击声也慢慢停止了。面对已经没到膝下的海水，王发全指挥大家立即撤到六舱，与电工军士长王传经和4名艇员会合。
    至此，全艇仅剩下首舱、六舱和逃到六舱的五舱艇员共15人还活着，其他人早已身亡，艇内没有一名干部，最高指挥官是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当时的条令规定，潜艇失事后，“没有指挥员命令，不准逃生”、“不得在敌占区逃生”、“要尽量组织自救”。于是，王发全和王传经两人组织大家研究，想办法。然而，当时针指向12月2日凌晨5点时，他们逐渐感到氧气不足了，这时，他们已经在水下坚持了15个小时，无可奈何之际，大家想到了逃生，有人看了看深度表，深度表指示为水下8米。
    这个在潜艇上毫不起眼的深度表加重了这场灾难。此刻，潜艇水深为40多米，而深度表只有8米，王发全和王传经研究后认为，此时已是拂晓，天已放亮，8米水深即使漂出去，也不会影响太大，于是，两名军士长组织在六舱的10名水兵逃生，首舱的情况王发全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穿戴好救生衣和氧气瓶后排好队，准备一个个逃生。新兵陆正德的呼吸器失灵，王发全将自己的救生衣装具换给了他，然后决定由王传经带队，王发全压阵，其余8人排好顺序，3名新兵夹在中间。
    当前面的9人钻出舱口后，王发全突然想，舱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万一大家漂出水面后遇不上救援队，岂不是饿肚皮？于是，他从舱内找了些饼干和罐头，并带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之类的工具，准备撤离。然而，他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他事后这样回忆道“艇外海水漆黑一团，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这哪只8米啊？”
    “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我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弱，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部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
    “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精疲力竭。海面黑乎乎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12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这时也觉不出来了，只是拼命地喊。”
    “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舰发现了我，放下舢板来救我，但风太大，6只桨划断了4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惜一个也没套住。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虽然离船很近，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钻心地痛，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
    “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出4具尸体，其余11人失踪。”
    王发全被救上“昆明”号舰后，东海舰队派鱼雷快艇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往上海抢救。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电话指示“组织力量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
    经过全国几乎所有减压专家的共同努力，从水下40米深处漂浮出海的王发全奇迹般活了下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专程看望了他。
    418潜艇在失事75天后被打捞出水了，现在，它已离开了大海，成为海军潜艇学院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