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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之上，他们挥洒自如，用兵如神，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谈判桌前，他们把握分寸，据理力争，亦是唇枪舌剑的谈判大师。他们就是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朱德：1937年的“南京谈判”
    1937年8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享誉“红军之父”的红军总司令朱德飞抵南京。这是朱德代表中共中央、红军和毛泽东，肩负全民族的重托，要面对面地同蒋介石就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军团结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同朱德一道去南京谈判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等。
    朱德等人是应蒋介石之邀去南京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我党的多次倡导下，8月2日，蒋介石密电邀毛泽东、朱德等去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急欲调动红军对日作战。此举受到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但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谈判能够成功吗？坐在机仓内的朱德显得神态自若，信心满怀。他认为此次谈判应该是有把握的，问题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我党还郑重地拟制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15日交给了蒋介石。这个《宣言》，实质上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既充分表明了我党对合作抗日的诚意，又使蒋介石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心，从而为南京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共合作谈判就是政治谈判。谈判中，朱德、周恩来等人始终如一地站在党和民族利益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地和蒋介石等讨论并决策问题。首先，代表团强调我党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谈判的政治基础；重申《宣言》中提出的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善民生等三项抗日基本主张。其次，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承认我党的合法政治地位及其对红军抗日的继续领导等。再次，对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以及组织红军参战、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亦郑重地阐述了我党的正确主张。
    8月11日，朱德还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在正面集中太多兵力，以避免造成损失。我们必须到敌人的侧翼去活动。朱德还预言，敌人为分散中国当局对华北的注意力，还会声东击西，可能在上海发动战争。
    不日，日军发动的八一三事变使朱德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也让国民党丢掉了“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的幻想，并且这还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区。在这种情势下，朱德、周恩来相继严肃而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只有我们两党加紧合作抗日，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此前，国共南京谈判很是艰难；在这以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才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才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多项正确主张。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即发表“自卫”声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南京谈判取得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我党中央、归功于朱德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也是付出了一定努力的。

    彭德怀：1933年的“王台谈判”
    1933年，红军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中央再派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围攻国民党第19路军。第19路军是一支有着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第19路军在闽西、闽中与东方军的交战中连吃败仗，蒋光鼐、蔡廷锴等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积极“剿共”的命令，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是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并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第19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所以才想跟共产党合作。
    当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第19路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第19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的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第19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发生，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第19路军接触，在第19路军承诺若干条件后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第19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第19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进行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第19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第19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由此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第19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第11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第19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与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第19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
    后来，蒋介石派兵进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第19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林彪：1942年的“重庆谈判”
    1942年初，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蒋介石精心安排，授计部下盛情款待林彪。毛泽东对林亲授机宜：“要发挥你的口才，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先生是借你回来机会，向我们抛绣球，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提不愉快的事。在此基础上，你相机行事。”
    1月31日，黄埔第1期的胡宗南在西安宴请第4期的林彪师弟。他说：“师弟少年得志……在我们黄埔系中，你算是青出于蓝呢！”“我不长进，这么多年不过混了一个师长。师兄这话该不是鞭策我上进的吧？”说罢两人一阵大笑。笑归笑，胡宗南不会不明白林彪的话外之音。两人一交锋，林彪就以1比0获胜。
    胡宗南问林彪对时局有何高见，林便发挥口才，“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他还说道：“近一年多的国共摩擦，后果不堪回首。”顺着这位胡师兄的问话，林彪条分缕析地讲，中共今非昔比，若国共再起内战，鹿死谁手未可预料。他还讲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和国共的分歧所在。最后，胡宗南叹道：“师弟高瞻远嘱……我将尽我所能，调整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林彪自然不会轻信这位校长心腹的师兄此时之表态，但胡宗南的连连称是却实在地表现了他的甘拜下风。国共一次非正式谈判就此结束。
    1942年10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林彪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分析抗战的形势，指出共同建国的途径。又说：“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当然早看到了这种危险，并尽力抑制这种错误思想的蔓延。”最后，林彪总结说：“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都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可发生内战。以上是中共的观察所得，特为校长呈明。其他具体事项须请示委座的，容以后再呈”。
    谈话中，蒋介石只是哼哼啊啊地应付了几句。是啊，面对林彪所谈的实情真理，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消积抗战的一套，又怎能摆到桌面。何况林彪“校长”长、“委座”短的恭敬态度，也还能满足蒋介石的自尊心。
    12月16日，林彪又第二次见蒋介石，趁着蒋表现出来的热情，林彪连忙询问中共军队、边区、防区等问题应如何解决。蒋说：“具体问题，你和张文白先谈一谈。”国共双方就解决军队、边区等问题进行谈判的大门，终于开启！

    刘伯承：1945年的“新乡谈判”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成为国内人民群众、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国共双方最高层于重庆谈判的同时，围绕具体的战后向日军受降和国共双方军事占领区域的划分、过渡阶段两军的接触、交涉问题等，双方战区长官一级的谈判也分头进行。1945年8月底9月初，刘伯承作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最高军事首长，与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代表在新乡进行了关于战后华北地区军事方面安排的过渡谈判。
    谈判由美方代表作开场白开始，他先是表达了一番美国政府、国内对国共双方在日本投降以后的走向的关切和美国希望中国“和平”、中立、恢复战争创伤的“愿望”，然后话题一转进入了实质性的正题：“为了帮助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华北地区尽快恢复经济和工农业生产，我们认为，应当尽快修复平汉铁路（即京广铁路）、津浦铁路（即京沪铁路）等主要干线，并尽快恢复华北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在一旁的国民党代表也赶紧随声附和：“就是，就是，应该尽快恢复平汉铁路的正常通车。”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不错，国家是太需要休养生息了，铁路当然要修复，但是要在和平的事情有了保证以后才能恢复，不然，脱离了这个前提，尽快恢复也就没有意义了。”
    美国代表以为刘伯承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就说：“刘将军，现实情况是贵国的华北地区迫切需要重建，尽快修复铁路，可以尽快地将救济物资送到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手中。”
    刘伯承又是一笑：“我们关心战争难民的安置，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已经也正在这样做，我们也欢迎国际上的援助来帮助他们，越多越好。可是，铁路不仅仅能运救济物资，也能运兵、运枪炮弹药！！在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单方面强调要尽快修复铁路，本意恐怕不止在恢复重建吧？”
    美国代表有些尴尬，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傲慢：“刘将军，你应该知道，现在和平是国际共同呼吁的主题，贵国当然也不例外，对于阻碍和平建设的势力，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和平的公敌，我们有信心和力量来维护和平的实现。在欧洲和太平洋，我们已经让我们的对手充分领教了美国的这种信心和力量，刘将军该不会不知道吧？”
    国民党代表接过美国代表的话说：“刘将军，你见过美国的战术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就是圈定了一个地方以后把炮弹、炸弹下倾盆暴雨一样往下倒，任凭你什么样的战术，在美国强大的工业提供的这种火力打击下都完全没有作用，被美国人圈中的地方，就是连只蚂蚁也不能幸存。贵军也就会钻钻山沟，凭那两条破枪打打游击，在美国的这种力量面前恐怕什么也剩不下。现在是钢铁的时代，我们伟大的美国盟友为我们国军也配备了同样的装备和火力，相比之下，贵军那一套就完全过时了，所以，刘将军还是识时务一些的好。”
    刘伯承不笑了，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美国有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也知道美国为你们换了美械装备，可是，你永远不要忘记了，决定战争的首要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事实上，给你们再好的武器，你们的蒋委员长也推不掉运输大队长这个差事。”
    美国代表见国民党代表脸色有些发黄，就干脆赤膊上阵了，说：“刘将军，你应该知道，除了上边说的，我们美国手中有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刘伯承也直截了当地说：“你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不就是原子弹吗，我们承认它的威力确实很大，但还没有到你所说的能够改变世界的程度……中国人民经历了100多年外国的侵略、8年的浴血抗战，是不会惧怕任何新的外来强敌的，任何敌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国家，来多少人，有怎样先进的武器，都休想使中国人民重新回到任人宰割的黑暗中去！！不管他们有怎样先进的武器，不管是外国势力的走卒，还是外国势力自己，我们都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管是运输大队长的部下，还是运输大队长的外国大老板自己远涉重洋来的军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贯的，就是人和武器照单全收，而且不打收条！！”
    会场上沉默了，每个人都在品味着刘伯承这几句话蕴涵的深意。

    贺龙：1946年的“丰镇谈判”
    1946年1月21日，贺龙将军以中共山西区代表的身份，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大同执行小组举行的停战谈判。谈判的地点选在紧靠长城的塞外边城--丰镇。这也是国共双方对峙的边缘。
    谈判一开始，美方代表霍雷的气焰就十分嚣张。他根本就没有把穿粗布衣、吸旱烟叶的贺龙放在眼里。双方代表一落座，他就哇里哇啦说开了，说什么恢复交通啦，自由贸易啦，用的完全是教训人的口气，闭口不谈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的责任。贺龙的火气一下上了脑门，没等霍雷说完，就劈头打断他的话，厉声问道：“你的权力有多大？”没等霍雷开口，贺龙那两道逼人的目光紧紧盯着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你的权力是监督停战，没有什么侈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力！”贺龙这个当头炮一下把霍雷打蒙了，他耸耸肩不知说什么好，记者们立刻抢下了这个尴尬的镜头。
    霍雷受挫后不服气，翻了翻眼珠，又说开了。他说共产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侵犯了“国军”防地，还特意举出集宁的例子，说集宁是“共军”占了“国军”的地盘。贺龙冷笑一声说：“集宁是我们军队从日本人手里收复的，上空一直飘扬的是红旗，‘国军’为偷袭它，丢下了几百具尸体。”接着，贺龙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攻夺中共各战略要点、屠杀无辜人民的事实，并出示证据，然后用严厉的口气质问：“这个责任由谁负？”
    国民党政府代表温天和装出一副似乎很公正的样子说：“这是阎长官（阎锡山）的责任。”贺龙立即指示记录员把这句话记录下来。
    温天和见谈停战的事占不到便宜，便把话题转了个弯，滔滔不绝地谈起自由贸易的好处来。等他说完，贺龙吸着烟，慢悠悠地说：“那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做生意愿到丰镇就到丰镇，愿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不禁止。”
    这时，国民党山西北方司令楚溪春发言了，他开口就提要执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和字长二号公报”，要共产党的军队后退60华里。贺龙听罢，把手中烟斗往桌上敲了敲，说：“孤山（我军占地）到大同30里，这边15里是我的，那边15里是你的，我后退60里不打紧，你后退60里，得把大同砖瓦都刮走。”
    楚溪春哼了哼说：“大同历来属我楚某名下，这是世人皆知的。”贺龙立即反唇相讥：“你是怎么进大同的？抗战八年，没见过你一兵一卒进大同，世人皆知的是你当汉奸进的城。”
    楚溪春见贺龙揭了他的老底儿，连脖根儿都红了，一屁股坐下只顾擦汗。这时，国民党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参谋长又上阵了，他提出了“三三制”的问题，说凡是“共军”占领的地区，“共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国军”就要放两个团，这样才算实行“三三制”。
    贺龙抽了口烟，问他：“你以为这样你们就占便宜了？你们的军事力量就处于优势了？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是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敢动手，莫说你两个团，就是十个八个团，我一个团也能把你打垮！”
    霍雷见国民党的几个代表都被贺龙驳成了哑巴，抖抖肩膀，大讲起什么日本投降是美国原子弹的威力，说美国的原子弹无敌天下，妄图用美国的力量吓唬中共代表让步。霍雷才讲到一半，我军方代表晋察冀军区四纵司令员陈正湘将军忍不住要反驳，贺龙向他摆摆手。待霍雷讲完后，贺龙冷笑一声说：“霍雷先生，不要忘了，美国的原子弹屠杀的是无辜的日本人民，而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是被中国人民打败的。”说到此，贺龙指着门卫岗哨背的一支美造卡宾枪接着道：“你们美国人，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给了他们一批又一批新式武器，我要正告美国政府，想支持国民党政府搞垮共产党，那是做梦。从10年内战到今天，蒋介石无时不想搞垮我们，现在怎么样？”贺龙放声大笑后，收住笑容，严正地指出：“现在是他蒋介石必须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为什么搞不垮，因为我们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贺龙面对美方代表的“核讹诈”，正气凛然，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决心同中外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英勇无畏精神。在真理和正义面前，霍雷目瞪口呆，面红耳赤。

    陈毅：1937年的“赣州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军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宣布实行抗战。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根据党中央指示，赣粤边特委在江西大余池江召开干部大会，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并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七·七事变爆发20多天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看到报上刊登的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派人送去。
    8月27日，彭育英亲书“感秘代电”专函，派其秘书鲁炯雯进入梅山游击区，将电函转送给陈毅，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人研究后，写好复函，于9月3日交警卫员潘聋古亲自送至大余县政府。彭育英接函后，非常感谢共产党人深明大义，当即回信约陈毅到钟鼓岩亲自晤谈。钟鼓岩的洞真观有一主持叫曾广桃是万安县人，也是彭育英的同乡，曾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主力红军长征后潜踪于此，由他接待，双方都同意。
    为应对谈判，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立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主力形成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6日早饭后，彭育英从西华山钨业管理局借得一辆汽车，盛备茶点糖果，由秘书鲁炯雯、管印文书赖志刚、经征处主任王培恩和公务员、勤务兵各一人陪同，前往广东南雄的钟鼓岩洞真古观等候。约10时左右，陈毅打着油纸伞，一行5人从梅关古驿道来到钟鼓岩，彭上前迎接，自我介绍：“我是彭育英。”陈毅接着说：“我就是游击队老陈。”随后，彭、鲁邀陈毅和另一位游击队代表来到洞真观中的一厢房内交谈。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的一些条件不敢做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第46师代表谈判。
    9月8日，大余县政府派鲁炯雯为代表，游击队以陈毅为代表，在池江区公署举行正式谈判。由于经过前几天陈、彭书信往来和亲自晤面，彼此比较了解，因此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很好，最后共同商定了“释放各县被扣押的共产党人”等7条。9月11日，彭育英备车陪同陈毅等游击队代表赴赣州与国民党省党部、专署和驻军代表谈判，所谈事宜基本达成共识。9月20日，江西省当局派专车来大余接项英、陈毅赴南昌与国民党高级代表谈判，最终解决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下山、改编问题。从此，大余和赣粤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均先后下山集中、整训待命。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产生了右倾思想，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徐向前：1951年的“莫斯科谈判”
    1951年春，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点将徐向前前往苏联，洽谈对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是请求苏联援助我国兵工厂的建设，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152毫米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技术转让问题。双方商定此次谈判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
    6月4日，在徐向前下榻宾馆的会客厅，徐向前向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说明了来苏联谈判的主要任务，希望苏方大力协助，以便早日达成协议。什捷缅科再次表示，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致以最诚挚、最友好的兄弟般的欢迎。他对徐向前说：“我奉斯大林的指示，也组成了8人的谈判代表团。具体项目可由双方代表团的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徐向前初次出访，没有外交工作经验，但他懂得“客随主便”之礼仪，认为朝鲜战场打得这么激烈，中国人民为了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不惜作出这么大的流血牺牲，从道理上说，请“老大哥”支援一点武器装备和技术，不会有什么困难，故表示同意什捷缅科的安排。没想到，谈判竟相当艰难，长达5个月之久。
    直到10月初，徐向前和什捷缅科的谈判才见头绪。
    什捷缅科说：斯大林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这个任务主要由我负责，请徐总长放心，一定会办好。军队编制要适应战争的需要，搞得合理才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我们卫国战争的经验，健全后勤组织及编制步兵、炮兵、坦克、骑兵师是十分必要的。
    当徐向前问及军事订货时，什捷缅科回答：我们的运输能力有限，今年保证能给你们发运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按每年运送三分之一计算，至1954年完成。徐向前提及援建兵工厂时，几次谈判什捷缅科都以外交辞令回避，毫无进展。
    徐向前陆续将谈判情况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电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能否参照苏对我军步兵师的编制意见，初步确定我们的编制方案，以便通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第二，今年16个师的装备订货，可否根据朝鲜战场的急需，多订些高射武器、战防武器，步兵武器则不订或少订。第三，明后年的订货项目应视兵工厂的谈判结果而定，原则上我们能生产者不订货，生产不足者根据需要少订货，不能生产又急需者全部订货。
    根据徐向前的建议，6月下旬，毛泽东又派高岗来到莫斯科，带来了60个师的装备订货单，由徐向前转交什捷缅科。因朝鲜战场急需的作战物资品种繁多，数量甚大，在徐向前没去苏联前，往往是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由徐向前出面交涉，弄得苏方颇为头疼。
    10月的一天，布尔加宁在莫斯科同时会见金日成、高岗和徐向前，他对3位客人说，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只有5年多，一直忙于恢复经济建设，对于中朝两国的抗美斗争，我们是愿意提供援助的，可以援助的一定会援助。徐向前听得出，他讲话的意思是说苏方的援助是有困难的，不能满足中朝方面的全部要求，希望谅解。不久，苏方通知徐向前，原定今年提供的16个师的装备订货减为10个师，其余50个师的装备订货，从1952年1月起，每月发运1个半师，到1954年上半年，全部发往中国。徐向前和高岗出面去找布尔加宁，要求仍维持原计划不变，但未能如愿。
    10月中旬，什捷缅科终于答复徐向前，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中国建设一些军工厂。于是，双方签定了《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协定规定的武器为152毫米加榴炮以下的陆军通用武器，较先进的重型武器仍未达成协议。
    尽管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的武器援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1937年“西安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这时，叶剑英仍在西安，工作更加紧张忙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昼夜接见各方面、各阶层代表，听取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商谈抗日救国的办法。7月9日，他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意见概括整理成四点建议，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四点建议是：促请南京政府派部队增援在卢沟桥奋起抗战的第29军；红军立即作准备增援华北的动员；向在卢沟桥英勇抗战的第29军致电表示支持和慰问；派人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毛泽东当晚即电复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以中共和红军代表的身份，继续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等部队保持联系，就国共两党合作、红军改编与使用等问题进行会谈，并将谈判情形和有关建议及时报告给党中央。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叶剑英在分析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于20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中央社发表蒋17日对卢沟桥事件的谈话，极为重要，我党应有所表示。党中央、毛泽东完全赞同叶剑英的建议，电告叶剑英：拥护蒋谈话通电，准备数日内发出。根据新情况，党中央拟发表第二次宣言。7月21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叶剑英见电后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并进一步提出：“目前应发动全国抗战。只有发动全国抗战，在抗战过程中团结全国，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全部胜利。”
    7月31日，叶剑英与蒋鼎文继续会晤，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改编至8月上旬可以完毕，改编后的指挥机关，按照中共中央意见，朱德、彭德怀任正、副主任，不能以“改编红军”为名而不设指挥机关，由蒋直接指挥。会谈中，叶剑英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有邀请毛泽东、朱德赴会的意图，便以“万万火急”电报致中央书记处：“蒋目前的困难是平津陷落，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后方无一省一军不拥护中央，蒋无可借口，亦无谎可说，蒋只有决心抗战才能维持统治。国防会议的做法是要抗战，大家一致来抗，毛、朱已在被请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须去。免为人所借口。”中央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聂荣臻和罗荣桓：1949年的“北平谈判”
    1948年5月，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率兵入关。中央命令聂、林、罗共同指挥平津战役。此时我军已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军队的士气正处在最旺盛的时期，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大仗了。
    这时，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对此颇为赞许，他说：“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但林彪却固执己见地认为：“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
    最后聂荣臻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这个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却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了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抗日，并和共产党有过友好往来。虽在内战中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反共”政策，但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失败，逐步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信心。平津战役发起后，北平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于1948年12月15日派代表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表示，希望傅作义集团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傅作义认为尚有实力，可再坚持3个月，观望全国形势的变化，以致谈判未获成功。
    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傅作义于1949年1月7日派代表偕同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谈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向其指出：北平、天津、塘沽、归绥各点守军应开出城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并限天津守军于13日前先行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但由于傅作义仍持观望态度，也未能达成协议。
    1月13日，傅作义派与中共素有交往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在14日的谈判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其指出：人民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故此次谈判不再包括天津；其他各点守军出城后，应一律解放军化，其驻地一律解放区化。在此期间，淮海战役于1月10日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国民党当局败局已定。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的“八项条件”；林彪、罗荣桓于1月16日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接受“八项条件”，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拖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民主人士及傅系内部开明人士亦做了有力的促进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以恫吓、暗杀、封官许愿等手段极力阻挠和破坏傅作义的和谈行动；蒋介石还派次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到北平，要傅作义坚守北平或南撤。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终于选择了和平道路，于21日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至31日，驻北平的国民党军撤出城外，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人民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进行接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其中，聂荣臻和罗荣桓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