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高夫对新传记的探索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16 《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 黄广连 参加讨论
摘 要：20世纪后期法国出现的传记回归对年鉴学派提出了挑战。雅克·勒高夫对此进行回应，倡导把结构分析方法与传记体裁融为一体的“新传记”，并撰写了《圣路易》。勒高夫通过解构史料把握圣路易与历史表征或“典范”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在圣路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解释和呈现“真实的”圣路易。《圣路易》赢得学界诸多赞誉，但也提出新问题，即，如何实现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个体化的叙述方法的有机融合，又能同时保持传记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无论如何，《圣路易》是史家进一步探索新传记的重要基点。 关键词：雅克·勒高夫；《圣路易》；“新传记”；年鉴学派 作者简介：黄广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996年，雅克·勒高夫前后耕耘15年的宏篇巨著《圣路易》出版，五年内有近二十种译本出版。该书由许明龙先生译成中文，于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圣路易》之所以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主要在于作者的年鉴史家身份，因为年鉴学派通常被认为是不屑于撰写人物传记的群体，他们也因此受到学界的批评。勒高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酝酿和完成了《圣路易》的写作，并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介绍该书的理念与方法。由此可见，勒高夫十分重视《圣路易》的写作及其社会反响。那么，勒高夫究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传记?它与传统传记有何不同?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认识勒高夫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了解20世纪后期法国的史学发展状况。然而，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著来看，国内外学界目前尚无系统研究。本文试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与分析。 一、传记回归与勒高夫的“新传记” 20世纪20年代末，对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年鉴学派诞生。年鉴史家把经济和社会抬升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将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物、事件和政治贬为末节。二战后，年鉴学派成为法国史学的主流，大力引入地理学、统计学、人口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推进法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使得抽象的概念和建立在数据统计之上的“规律”或“法则”成为研究的主题。史家更感兴趣的是群体，而不是鲜活的个人。再者，长期以来，历史人物传记在法国史学界就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因为“许多传记作家从未接受过史家的那套训练”。由此，传记受到许多史家的蔑视，尤其在年鉴学派那里，其地位跌至“历史的炼狱”。据菲力普·勒维昂在1966年的统计：在756份现当代史的学位论文中只有46份属于传记的范畴。让-路易·奥斯特霍夫曾对1957-1969年和1969-1976年《年鉴》《历史杂志》和《现当代史杂志》刊登人物传记研究的文章页数进行统计，其比例分别为：0.4、0.6和2.7；0.1、0.1和0.6。勒高夫指出，此时的“传记变得更文学化和艺术化而不是科学化。最好的传记往往出自作家和小说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之手”。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传记写作却逐渐受到法国史家的重视。1974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穆雷·肯道儿的《路易十一传》的法译本在法国出版，“首开复兴人物传记风气”；随后，一系列传记作品及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如让·法维埃的《美男子腓力传》和皮埃尔·谢瓦尼埃的《路易十三传》相继出版，让-诺埃尔·让讷奈发表了“传记万岁”一文。1984年，乔治·杜比的《元帅纪尧姆》出版，“为法国中世纪历史人物传记的复兴奠定了基础”。1989年，勒高夫发表了题为“为何与如何撰写传记”一文。在80年代，传记成为“索邦大学研讨会的主题”。这些都表明：传记回归（le retour de la biographie）已经形成，传记也成为“历史学家的天堂”。 传记成为法国史学界的新宠是与现实和史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冷战时期，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的大人物使人们感受到，“国家、民族和族群比此前任何时期都依赖于领袖个人”。对个人作用的强烈体验在法国也不例外。也在这一时期，在法国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意大利微观史，如注重个人的特殊生命轨迹和生活经历的卡罗·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和乔瓦尼·莱维的《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强调抽象的结构和模型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反思和批判。“大多数人、一般人和集体（结构、群体、阶级）开始让位于个人和特殊人物，后者逐渐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由此，大众对传记的诉求愈加明显。借用勒高夫的话说，“我们生活在明星时代，历史的书写也是如此。” 传记回归与政治史回归、事件史回归、叙述史回归和主题回归同属20世纪后期“法国的史学回归思潮”，既是对曾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个人、事件和政治史的年鉴学派提出挑战，也是史学的一次批判性转折。乔治·杜比指出：“人们又重新回到政治史的研究上。政治史曾一度被年鉴派所淘汰。事件史被认为不甚重要，而社会史更受看重。政治史现在又重据重要地位，……这便导致回到年表、事件和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大人物的研究上，很明显地回到人物传记和事件史上。但是，其研究方法则与本世纪初迥然有别，因为现在是运用年鉴派的方法。此外，还有一种变化，就是越来越注意回到对个人的研究上，对个性、行为的研究。在意大利语中成为microstoria（“微型历史”）。这都属于历史学家的新方法。”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传记回归的背景和条件，也表明了传记回归与年鉴学派的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传记回归的研究路径是反年鉴学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年鉴史学的修正和批判。另一方面，传记回归又是史家对传记进行再定义的过程，即利用年鉴史学方法和意大利微观史等史学方法实现对传统传记的更新。在这些方面，勒高夫的认识堪称典范。 首先，勒高夫指出，传记回归反映的其实是社会科学的危机，而年鉴学派之所以受到牵连是因为新史学涉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最多。不过，他也认为年鉴学派应该积极参与到传记的写作当中，因为史学思潮与社会需求是交织在一起的。此处的“社会需求”就包括法国民众对学术性与趣味性并重的传记与日俱增的需求。其次，勒高夫强调，年鉴学派并没有敌视传记。他在1981年强调：“一般人都认为所谓的‘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对传记没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马丁·路德》和《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正是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所理解的传记。”此外，他指出，马克·布洛赫并没有鄙视传记，反而为传记受到史家的冷落深感遗憾；皮埃尔·古贝尔和弗朗索瓦·布鲁什更是乐于撰写传记的年鉴派史家。再次，勒高夫指出，传记的回归离不开年鉴学派的贡献。他强调，20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界之所以不重视传记是因为“传记与政治史一样还没有做好接受思想和时间更新的准备”，而到20世纪后期史学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学家“在科学上和思想上都具备更好的条件”，可以转到“事件、政治和个人包括大人物这些不可避免的主题上了”。此处的“科学”就包括年鉴学派所强调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科学的史学方法。最后，勒高夫明确提出，应当运用年鉴史学方法撰写“新传记”。因为时下流行的绝大多数传记，或者是“时代错乱的、修辞的、肤浅的和轶事的”传统传记，或者是把人物淹没在时代里的“伪传记”（pseudo-biographies）。 那么，何为勒高夫心目中的“新传记”?“新传记”充分思考与传主这一个体及其一生相关的一切因素，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在社会环境形塑传主以及传主改变环境中呈现和解释传主的个性和一生。勒高夫称此为对历史人物的整体史式研究。显然，勒高夫把年鉴学派所强调的结构和整体史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新传记”的写作当中，既重视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形塑，又强调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能动性。 那么，历史学家该如何撰写“新传记”呢？勒高夫认为，以下三点至关重要： 第一，几乎只能为生活在个人意识觉醒时代的重要人物作传。受史料限制，历史学家“想要拥有足够材料为14世纪以前西方世界的任何一位普通人而非重要人物作传是非常困难的”。“传记要依据某些思想观念将一个人物推荐乃至强加给未来”，“这些思想观念集中在对于个人的认识上”。“在个人完全被集体淹没的社会中”，个人概念和个人意识“根本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文献能让我们从重要人物的身上了解到作为个人的资料”，也就无法书写历史人物传记。第二，必须尊重历史。“历史学家有权甚至有义务融入写作体裁当中，其中包括历史人物题材。但是，当他涉及科学时，哪怕是历史学这种相当特殊并且需要进行许多推测的科学，都应该置身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这里的“融入”指史家凭借着对传主及其所处时代的了解，把传主视作“朋友”，呈现传主在生活中的真实样子和尊重传主的个性，避免以其他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去解释传主的行为和思想。“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指史家应该放弃传统传记预先设定传主的人生轨迹与命运、刻意追求人物“前后一致和稳定的个性”的做法，不要试图回答所有问题。第三，必须尊重史料。“文件留下的信息”划定了我们能够写的和应该写的范围，因此史学家不要妄图填补史料上的空白，不应企图叙述人物的真实的和完整的一生，要尽可能保持客观。尊重史料还包括尊重特定史料的体裁，如中世纪的圣徒传和列王纪决定了史家在解读其中的材料时必须将其置于这些体裁当中。想要正确获取这些史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意义，首先要弄清楚这些史料的体裁和内容是为何与如何出现的，换言之，要全面解构史料。这是撰写“新传记”的重要前提。 综上，勒高夫强调，年鉴学派并没有反对传记这一体裁。他提出的“新传记”是对20世纪后期传记回归和所谓年鉴危机的一种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年鉴学派所强调的人、结构和整体史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传记与年鉴学派之关系的深入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