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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为党为国立下的战功，如巍巍的昆仑山。然而，这么显赫的战功，却挡不住两张薄薄信纸煽起的妖风！这种不顾本末的劣行，只能发生在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年代。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自不会再去为这信件的真假而劳神，我们只会为共和国大地上出现的这段疯狂年代悲哀、愤怒！
     贺龙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求降信”的真伪。
     李仲公是何许人？李仲公，1898年生，贵州贵阳人。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是国民党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2月8日第24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1978年6月死于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考虑要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谈话。华国锋取出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作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求降信”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大革命时期，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蒋介石认为贺龙仗打得很勇猛，是个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后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外加一笔巨款，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结果，蒋介石派去的说客不是被贺龙抓起来，就是被枪毙了。蒋介石为此伤透了脑筋，蒋曾哀叹：“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的代价！”
     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游说贺龙的第一个说客。李当时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汉，执行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其一起反共的使命。李仲公不惜花费巨款宴请贺龙，邀他听堂会、打牌。贺龙从李仲公的出手就看出他是奉命来活动的。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并利用打牌的机会与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贺龙透露蒋的真实意图后，贺龙遂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要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周恩来对李明确表示，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的。在得不到周总理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此时，周恩来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 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后发现，信用的是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杨贵认为，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代写的呢？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