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大沽后，八国联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占天津。在进犯天津时，联军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公推俄国中将为上级军官，工作甚为协调。由于海军上将会议对一切行动有最高决定权，为了避免磨擦的发生，陆路军队的指挥官也应当与海军上将会议主席，即上级军官为同一国籍的。如目前情况，当为俄国人。”（吉·吉普斯：《华北作战记》）这样，使沙俄又一次得到指挥权。在紫竹林、西沽、火车站、东局子等战斗中，沙俄都充当着主力军。天津英法租界因沙俄军的“保护”而得以苟延残喘。侵略者们同声“感谢俄国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列强小小的远征部队，肯定是要覆没的。”（《泰晤士报》一九OO年六月三十日星期版）
但不可一世的沙俄军队与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一经交战，就遭到严重的挫折。马克里希在《天津租界被围记》中描述了六月二十三日沙俄进犯天津时被义和团包围的情景：“因为义和团使用盾牌，他们（指沙俄军一作者注）冲出包围，死四十人，伤二百人。沿着铁路线前进的俄国兵，遇到了主要的抵抗。”沙俄在失败后急速增兵。仅二十六日上午，就开来一个步兵团，约二千人，露营于东站附近，“下午另一部俄国联队抵津，在郊外露营。”由于屡遭失败，沙俄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不得不于六月三十日赶赴天津亲自督战。《中国和联军》中记载：“三十日早晨旅顺和辽东半岛总督，俄国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赶到天津。”“在他未到以前，大家不愿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因为他可能带来一些关于援军的消息。”（《天津租界被围记》）当时沙俄军在联军中的地位，及其在侵战进程中的元凶作用由此可以得见。
虽然有阿列克谢也夫亲自督战，天津城在清军和义和团协力防卫下仍然久攻不下。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沙俄出动了五千兵力，和德国一起企图用强力打开通道，从城东闯入天津城，其他日、英、美、德等侵略军则从南面进攻，均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阿列克谢也夫供认，俄兵死伤二百多人，其他各国侵略军则死伤共约七百多。清军握有先进的武器，如能和义和团合力御敌，是可以打败八国联军的，况且八国联军也曾有过撤军的念头。不幸的是到了十四日，清军忽然背盟，退出了阵地，只剩下义和团孤军作战。这样，八国联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占领了天津城。地处天津城北门外的众多商店、总督和道台衙门、水师营等相继落入沙俄军手中。
攻下天津后，在各帝国主义间不断发生纠纷中，沙俄更巩固了它在联军中的地位。阿列克谢也夫以霸主身份多次召开会议，调解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其策划下组成了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由沙俄军官华格克担任这一机构的主要头目，对天津实行统治。此时在天津俄军已激增到两万多人，他们把掠夺得来的大批战略物资集中在天津、军粮城和大沽这三个点上，准备下一步进犯北京。这时，联军总司令名义上确定为德国瓦德西伯爵，而实际上瓦德西尚未到达，联军的实际指挥权仍在沙俄中将李尼维支手中。八月一日决定进犯北京的会议就是在李尼维支的营房里举行的。参加者除李尼维支外，有美军少将沙飞、日军中将山口素臣、英军中将盖斯里、法军中将福里和一个德国海军军官。八月三日确定了进犯北京的时间表；各国应参加的侵略军人数，总数为两万，俄军占四千，日军数目陡增，达到九千人。但打头阵的仍是俄国人，他们并且使用诡计保持进犯北京的主导地位。八月十二日八国联军占领通州后，俄军司令李尼维支讹称他不能行动，他的士兵必须休息，通知各国司令官说，要在通州休息一天。开始各国均不同意，经磋商后，才一致同意：十三日这一天用来进行侦察，十四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次日进攻北京的计划。然而，沙俄陆军少将瓦西列夫率领一营步兵和部分炮兵背着他的盟友，先期单独向北京开始了行动。《庚子中外战纪》中说：“十四日联军准备尚未完全，不意于十三日至十四日之夜间，早已与华兵开仗。俄兵前队至东便门，并未遇阻拒，以为可以暴攻，与通州无异。讵料在此血战，华兵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义和团》卷3，第308页）各国侵略军发现他们被愚弄后纷纷表示不满，但是沙俄却因此写下了抢先进犯北京的记录。它的财政部长维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仍然强调这一点：“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时，我们是同欧洲列强共同行动的。……我们率先进军北京。”“我们在日军的协助下占领了北京”（《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3页）。
（二）
沙俄这个野蛮的帝国主义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过程中所制造的暴行，同其他侵略军相比也是极其突出的，在国际上曾引起纷纷指摘，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也留下了难以消失的仇恨。
从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自大沽登陆，到八月十四日抢占北京，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沙俄军队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和平居民惨遭杀戮者达数十万人，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无所幸免。
北塘本有万户人家，劫后只剩下三千户。
塘沽当时是一个有着五万多人口的城镇，后来成了一片废墟。
新河是一千二百多户的大村庄，被烧去了一半。
军粮城那时有三、四百户，包括杨台、苗街、塘□、刘台、李台五个村子，沙俄军队烧杀抢掠把它毁灭了一大半。杨台因靠近铁路，房屋全部被毁。
从大直沽到盐坨相距七华里多，中间的田庄、唐家口、小王庄、大平庄、李公楼、纪家楼等村庄，被烧得一干二净。
对于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场灾难，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来华后有过一番描述：“从大直沽到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凉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的地方，已无华人足迹。”“至于饥荒疫病之先后继至，实已无疑可言。”（《义和团》卷3第18页）根据时人的记录，以及近年来在天津所作的一些实地调查，沙俄军队是主要的纵火者和杀人犯。《天津租界被围记》说：“俄国人见人就开枪，走过村庄就放火”。《庚子天津一月记》中说：“俄人所据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中国与联军》一书的作者指出了沙俄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本性：“沙俄军有一种癖性，就是毁灭中国。”七十年代还健在着一些劫后幸存的老人，他们对“穷老俄”所过之处留下的恐怖和仇恨记忆犹新：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新河，沙俄在这一代的暴行，我是亲眼看见的。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句话：‘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北塘三排枪’。”（许得祥一九七○年回忆，时年87岁）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大王庄，八国联军攻天津，俄国兵最凶了。我逃了三次，都睡在开窪，没有逃掉的被俄国兵割去脑袋。”（孙启望一九七○年回忆，时年92岁）
“那时我家住在田庄。庚子那年，我才十岁，家里有爹、娘、哥哥、姐姐和我，共六口人。我们住在胡同里，见穷老俄来就关上大门，谁知他们往门上洒煤油，放火烧。大火封了门，穷老俄端着枪站在门口，见人冲出来就用刀挑死。我姐姐挨了一刀，没有死，就我俩逃出来了。我走到海河边一看，死人可多了，河槽里尸体都飘满了。”（吴桂荣一九七○年回忆，时年79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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