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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学良

张学良与赵一荻在新竹时的留影

张学良与赵一荻在新竹时的留影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经商。由于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1967年以后，张闾蘅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张学良最亲密的家人。直到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张闾衡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这位传奇将军的后半生。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闾蘅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他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性格活泼，但一生坎坷，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以苦为乐。

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

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寿夫人本名寿懿，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

我们一家原先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我当时才8岁，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搬到台湾后，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隔着大玻璃窗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回台北省亲，在家里再次见到了大伯、大妈。听家人说，大伯、大妈从幽禁的新竹搬到台北了，在北投复兴岗建房，到台北市区时总会来家里坐坐，每星期起码有三到五次。与过去在新竹山区的幽禁生活相比，大伯、大妈这时稍许自由些了。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

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特务先进家里转一圈，看没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大伯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有一次他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大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张闾琳是大伯大妈唯一的儿子，1930年11月28日出生于天津。1940年由大妈安排，送往美国旧金山大伯好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去高雄探望仍被囚禁中的父母亲，但是他只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与大伯之间的交流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