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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看叶帅?(3)

形势陡然逆转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
     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十分失望。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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