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泽东、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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