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还是改变：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说”的多学科讨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01 《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李东红 马丽娜 参加讨论
（三）从“语系”到“族系”的扩大化 20世纪30~40年代，马长寿以语言为基础，将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群体划分为苗瑶族系、掸泰族系、藏缅族系“三系”。芮逸夫首次把西南民族语系划分为藏缅、泰掸、苗瑶、孟克“四大语系”。方国瑜认为，云南民族自古以来的族属虽然复杂，但不外羌、壮、苗、蒙四个来源。部分语言学研究者认为，藏缅语族、壮侗语族与孟高棉语族是古代云南境内最早的语言族属。藏缅语族源于古代的氐羌语，壮侗语族源于古代的百越（粤）语，孟高棉语族源于古代的濮语。近现代云南各民族的语言系属，追根溯源与氐羌、百越、百濮有关。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存在把现代语言研究中的“语系”与古代民族研究中的“族系”相混同或等同的取向。蒙默因此说，语言的谱系分类法，是民族史家划分族系时常用的根据。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近代西南民族研究中，仍然把各民族归入“三大族系”的原因。 事实上，语言分类和生物分类一样，类似亲缘分支分类法，也就是祖语与后代语言的关系。同一语系应该有共同的起源，同语系内各语族就是在演化过程中分化时间的早晚而已。因此，蒙森的《罗马史》用语言发展来研究历史与民族迁移演化。如果按照“谱系树”来分析，氐羌、百越与百濮同属于汉藏语系，应该来自于共同的先民群体，有语言上的“共祖”。 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语言学研究为“中华民族”建立了语言学构架。以羌语为例，它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之下，羌语支语言的一部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语，如此一层层由大而小的语言涵括结构，与民族学者所称的中华民族—西南民族—氐羌系民族—羌族，此一层层由广而狭的民族结构相互呼应。如果不是误读的话，王明珂反复引述“自闻宥以来的羌语研究”以及有关语系、语族、语支“谱系树”是想告诉我们：想藉由语言的研究来讨论古代的“民族”或“族群”是不可能的。芮逸夫说： 语言的分布，必须以它们历史上的关系为依据。我们不能在发现某几种语言在语音上、语法上，或词汇中有若干相同或相似之点，即认为它们为同系。必须要考订那些相同或相似之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假借的，乃是由古代的一种共同亲语遗存而来。那种古代的亲语因时代的推进而分成各种方言，更因继续演变而成为不同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和方言的变化，有时很不容易研究出来。它们相互的差异愈远，那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愈难探索，除非是它们的语言有古代的文献留存到现在。所以对于没有记载或者只能找到现代材料的语言，要研究它们历史上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西南民族的各种语言，除藏人、罗罗、麽些、摆夷各有一些特殊文化的经典外，概多没有文字记载，我们所能找到的一些材料又多是片断的。所以我们要谈他们的语系问题，有些语言学和语言学者很不以为然。 语言应该是多起源的，而不是一元的。语言的演化过程也是最为复杂的，以单一的语言学证据来“研究历史”，显然很难具有说服力。就语言研究来说，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基于印欧语言材料和事实所建构的“谱系树”框架，因不符合中国民族语言的事实，学者们对以此范式来分类与解释中国各民族语言，存在不少疑问。进一步说，将语言学领域的概念放大成为研究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主要依据，以此来讨论、定性西南民族的“族系”，甚至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中国古代民族的族源、分类，实际上是有违科学精神的。因为，一个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的或被主观理解的。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王明珂的研究表明，现代羌语（乡谈话）包含许多沟通困难的方言土语，而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隔座大山的邻近两条沟，沟中民众所说的乡谈话不同；有时在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上寨与下寨居民间，所说的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三里不同腔，五里不同俗”。事实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彝族语言的研究案例中，情况更加复杂和有趣。以共同体质、语言、经济产业、宗教信仰与文化来界定、追溯某一“民族”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原来的民族（或族群）不是以客观的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来界定的。譬如前面引述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划分为“三种生计方式、四大区域、七大族群”就是例证。王明珂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用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不能把“语系”放大成为“族系”。 四、新的“知识发现”与“三大族系说”叙事体系的冲突 在科学研究中，对材料、数据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从而获得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过程，被称为知识发现。简单地说，对信息的挖掘与识别，对知识的重新组织，对材料意义的深入思考，将找到蕴藏的知识金块，对已有的常识提出挑战，推动知识创新与学术进步。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经过80多年的发现与讨论，在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方面，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突破、发现与研究成果，不再支持“三大族系说”。 （一）中华文明起源“本土说”与“多元论”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黄河中心说”不断受到挑战，中华文明起源“不是一只蜡烛，是满天星斗”逐渐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严文明“重瓣花朵”同心圆结构体系、费孝通“多元一体说”都认为：南方和北方不同，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有异，山东与河南各殊，陇东与陇西有别。土著起源和有自己特色的各地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共同来源，却又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即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到了此阶段的后期，各地普遍出现了一个“龙山形成期”，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 除非是学术史追溯的需求，如今不会再有人刻意去讨论“中华文明外来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起源地”这样的观点。在历史学界，有关中国民族的起源，多数学者回归到“诸夏-四夷”对举，“五方之民共居天下”的“先秦民族观”上，以此阐发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各民族的起源问题。而把““诸夏”“诸夷””与中国新石器文明相结合，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中国各民族起源的学术方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于是乎大历史、大体系的叙述，譬如20世纪30~40年代流行的中华民族来自于高山系、盆地系、海洋系“三大系”的观点，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流行的中华文明由黄河流域向四周辐射、传播的“黄河中心说”“北方中心论”“中原中心主义”观点，逐渐都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修正。这就是说，中国文明不是单一的，起源也不限于一地一隅。破除中华文化起源的一元论、一个中心说在古代民族“族系研究”上，不能再狭义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 从20世纪30~40年代“三大族系说”固有的叙事情结中走出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厘清地区文化发展脉络，重建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从外来叙事回归区域历史，重新讨论、书写西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逻辑，已然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事件。 （二）史学研究对“三大族系说”的突破 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就有学者对“三大族系说”提出质疑。而在最初对氐羌、百越、百濮的源流进行解释时，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版本”。譬如，蒙默认为汉代西南民族之族系，除越、濮、氐羌三系外，还应当有一个“夷”系，“夷”是土著而非由北方迁来，他认为“夷系”是彝语支各民族最重要的直接先民。这个说法意味着蒙默并不认为氐羌南迁至云南。石硕认为，在《华阳国志》成书以前（东汉以后成书并主要记载东汉情况），南中一带的人群就族系而言，主要分为“夷”“越”两个系统。这里没有“氐羌”。马长寿认为，氐羌起源于西方，从上古到春秋初期曾不断迁入中原地区，而氐羌南迁的文献记载仅有秦献公时期的那一次。因此，氐羌南迁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秦汉以来西南古代各族群大多与氐羌无关。 百越又称诸越，是古代中原人对长江以南地区诸多族群的泛称。就百越而言，其称谓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百越族系”研究方面，先后召开了16次“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议”，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积累的学术成果十分丰硕。总体上说，有关百越的研究，分歧大，观点多。综合而言，承认百越的整体性的同时，更多的是强调其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考古资料、风俗习惯、百越一词的来源等不同层面来看，百越并非同源。吕思勉说，“自江以南则曰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在如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众多古代族群，由江浙沿海经福建至两广，比较明确的有“吴越”“闽越”“南越”“骆越”等等。众多族群称谓的出现，说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松散，处于“互不役属”的状态，没有出现强大的政治组织。在以往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于把江南地区泛称为“越”，以及西南地区亦属百越分布空间这两大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 有观点认为，百濮是西周末年由江汉南迁的濮人，后融于百越，它与孟高棉不是“一家人”。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系，除氐羌、百越和百濮之外，还有被称为“苞满”和“闽濮”的孟高棉系。这是”三大族系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四大族系”观点。 20世纪90年代，马曜虽仍以“南下的藏缅语族”“北上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为题讨论云南民族历史，但却认为在云南现有的20多个民族中，至少有16个民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分布在云南境内，他们是云南最早的土著居民。马曜观点的部分修订，显示他注意到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 何耀华主编的《云南通史》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云南就分布着文化各异的众多部落、部族，他们都是“元谋人”的后裔，云南土著文明的开创者。在距今5 000~3 000年间，他们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的交往就达到密不可分的境地。他们与向西南延伸的华夏人、西北的氐羌人、东南的濮、越人交融，在云南形成具有血缘和文化特征的羌、髳、濮、越等不同族群。这里注意到云南远古本土文化的丰富性，提到羌、髳、濮、越等“不同族群”而不是“三大族系”，这是值得肯定的。 2010年，尤中教授在《从滇国到南诏》一文中，对云南古代人群的分类，直接使用史籍中的人群名称，譬如，“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人们已经组成了一些近亲和亚近亲的民族群体，在当今云南境内即出现了僰族和昆明族”。尤中教授对汉、晋、南北朝、隋、唐历代云南的民族群体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完全使用史籍中的人群称谓，以“滇国与滇人”“汉晋西南夷”“南北朝至隋的白蛮与乌蛮”“唐朝前期滇池、洱海两大区域的两爨与六诏”“南诏的民族群体”等等，没有提及“氐羌、百越、百濮”这样的概念。 在彝族、纳西族、白族族源研究中，不少学者对“氐羌族源说”提出质疑。譬如，朱文旭认为，彝族不是外来民族,也不是北来、西来、东来的民族，北方氐羌南下形成彝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陈东从“火葬-氐羌说”入手，对彝族、纳西族“氐羌族源”观点提出质疑。方铁认为，彝族、白族中包含有百濮的成分，这与氐羌说是矛盾的。事实上，1957年出版的《白族的起源与形成论文集》集合了白族族源的各种观点，“氐羌说”只是四种观点之一。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已经不再支持白族来自氐羌的观点。李东红认为，白族不是氐羌之后，其先民是自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云南的土著。王明珂认为，“羌人一波波地东迁而融入华夏与汉族之中，往西南迁的则发展成为当今之羌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观点，缺乏证据与诠释，都无法证明一个广大绵延的氐羌族系之存在。 与“氏羌南下”观点不同的是，任乃强、刘尧汉都提出了“氐羌北上”的观点。任先生认为，氐羌起源于印支半岛，不断向北迁移至云南高原西部，并沿横断山脉北上，进入康青藏大高原,形成氐羌族系的民族。此后再四向发展，形成中国西北及西南各民族。刘尧汉在《中华文明源头新探》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元谋人及其后裔由云贵高原北上，在长江上游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个观点并非一无是处，但它就像是潮流中的逆行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三）考古新发现不支持“三大族系说” 前已述及，云贵高原的考古研究一直存在为“三大族系”背书的取向。有的学者把甘青、河湟地区发现的史前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称为“典型氐羌文化遗存”，将考古发现的遗址“一路向南”，描绘出“氐羌文化”的南下路线。问题是：什么是“氐羌族系的考古学文化”？凭什么确定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所谓的“氐羌文化”有关？同样的追问是：什么是“百越族系的考古学文化”？凭什么确定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百越文化”有关联？而“百濮文化”在考古学意义上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本土序列、本土观点没有作为方法论受到足够的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云贵高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没有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编年，而是以“三大族系说”为框架，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讨论云贵地区史前文化与周边的历史系联，实际上是在“没有搞清楚我是谁”的前提下，就讨论“我与其他的关系”，让考古发现为“三大族系说”背书，以至于造成混乱和误导。 “三大族系说”是在“文献无征”与“考古无证”的西南史前文明探索、发现与研究起步阶段，为了解决西南文明“从何而来”而提出的假说。随着考古文化不断被发现，历史研究日益深入，云贵高原史前文化本土起源与发展的观点受到重视。前已述及：2009年，在滇西地区的剑川县发现距今10 000年前“象鼻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当时农业尚未发展起来，人们的食物可能仍以采摘为主。研究者认为，象鼻洞旧石器文化具有直接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证据。 2003~2004年的洱海银梭岛遗址发掘，发现了云南迄今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8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揭示了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开端。这两次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建立起了从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纪元前后的云贵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其文化意义在于：第一，公元前3000年，洱海区域已经有发达的从事稻作生产的、定居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当时的聚落已经有一定规模，相近的地理单元之中，往往有若干聚落出现。第二，云贵高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的夏代中期。第三，从器物形态、地层关系等方面，证明云南青铜文化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不是从外部传入。 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工艺先进，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个性和地域文化特征，与内地文化习惯完全不同，与所谓的氐羌文化具有结构性的差异，与“百越文化”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它再一次确认了“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是土著起源、具有自己特色和发展脉络的当地史前文化序列”的观点。 在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的青铜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影响最大，年代较早，因此在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板墓、川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巴蜀船棺葬等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中，也不断发现云南青铜器或类似的器物，说明云南青铜文化有向北扩展的证据，对川西北、川西南青铜文化有明显影响。在东南方向上，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云南影响“百越”，而不是“百越”影响云南。两广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很容易找到云南青铜文化元素。 以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距今10000年左右，云南已经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年左右，新石器文化已经十分发达，进入繁盛时期。在距今4000~3 500年左右的夏代中期，剑川海门口遗址开启了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大门。文献记载中的“三大族系”进入西南地区之前，这里的文化脉络已经清楚。在以云南为中心的云贵高原地区，已然有了2000多年的文明。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新石器文化十分发达，以“锄耕农业”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地方性突出、民族色彩浓郁。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文化过渡、承传关系清楚，同时显示出与周边文化巨大差异性。当然，没有一种文化是孤立发展的，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与其它远古文化关系密切，但这种关系只是交流的关系，不是整个文化的传播和移植。 由此，以简单进化论与传播论为引导，以一元论为理论根基的“三大族系说”，在面对西南地区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时，完全失去了解释力。“三大族系”叙事体系还有理由坚守吗？ 五、讨论与结论：走出“三大族系”叙事框架，回归西南本土陈述 尽管从《尚书》等先秦文献之中可以找到西南古代族群活动的点滴线索，但系统的、有价值的文献记载大多出现在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后。在此之前，“巴蜀以西以南”的“西南夷”属于无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因此，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探索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群体的起源与发展，可分为“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两个阶段。 史前时期怎么办？回归本土文化发展谱系，即主要依靠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建云贵高原及川西高原地区的史前史。区域考古的首要目标，直白地说，不是为了把考古学文化归入什么体系之中，而是要搞清楚这一历史自然地理单元内的文化遗存自身的内涵以及不同遗存之间的关系，探讨彼此间谁在前谁在后，搞清楚前后联系和发展序列。因此，应该以发现考古学上的缺环，解决学术问题为导向，在云贵高原及川西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史前史的考古挖掘与研究工作，廓清当地史前文化脉络与文化谱系，建立当地考古学文化编年。 历史时期怎么办？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古代民族群体的划分，应该用中国历史本身的材料，符合中国历史逻辑的方法。古代的民族群体一直处在变迁之中，文献中的人群称谓也常常发生变化并表现出时代特色。因此，要特别留意文献所反映的时间与空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理应回归到史籍本身的人群称谓，直接使用史籍中的人群名称，如“夜郎”“滇”等等，避免使用容易产生误读的“系”“族群”“民族”等概念。如果一定要“人以群分”，进行分类的话，可以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材料讨论西汉时期，把“西南夷”分为夜郎、滇、昆明、邛筰“四大群体”。这是基于西汉“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建立起来的行政空间体系之中，以“生计方式+地域分布+族群规模”为标准，对“不相役属”状态下的人群分类范式。而《华阳国志·南中志》“其地有上、下方夷”的描述，把当时的人群分为“山居”与“平坝居”，更符合东汉时期南中的特点。 总之：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系”的叙事体系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宣称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有共同起源，并不断为之寻找证据的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整个“说法”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撑和多学科视角，解释框架自相矛盾，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放弃和改变。 对“三大族系说”知识生产过程的解构，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学者们为便于表达而创造的概念、假说、理论、解释框架等等，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内才有意义，并不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大迁徙”“大叙事”等进行反思与讨论，重新认识“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对学术进步将有革命性的意义。对知识的审验、结论的检讨、典型表达的质疑，是学者和学术的本分，反思与再出发是学术创新的源泉。 （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