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当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许多同志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3月25
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离毛泽东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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