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0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赵永春 刘月 参加讨论
三、“炎黄子孙”与多民族“中国”的构建 《史记》一书不仅称华夏汉族人为炎黄子孙，也称匈奴等少数民族为炎黄子孙。《史记》的这种说法并非是其凭空构建的，而是将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司马迁经过社会调查获取的各民族传说等经过系统整理后构建起来的。 1.华夏汉族都是炎黄子孙 《史记》一书构建了黄帝谱系，认为华夏汉族均出于黄帝。《五帝本纪》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螺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少昊）”，“其二曰昌意”。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高辛即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尧后来禅位虞舜。虞舜出于黄帝另一儿子昌意一系。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即颛顼。“帝颛顼生子曰穷蝉”［35］(P.1-13)，穷蝉生子敬康，敬康生子句望，句望生子桥牛，桥牛生子瞽叟，瞽叟生子虞舜（名曰重华）。虞舜是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后来禅位夏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6］(P.49)。“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35］(P.45)。认为夏王朝的建立者禹及其先人都是黄帝子孙。 《五帝本纪》说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六国年表》又说“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张守贞《正义》曰：“禹生於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9］(P.686)。也认为禹生于西羌。《五帝本纪》将禹说成是“颛顼之孙”，无疑具有将禹构建为黄帝子孙的意思，《六国年表》又将禹说成是“兴于西羌”，又有将西羌构建为禹之后人即黄帝子孙的意思。 司马迁不仅将夏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先人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商王朝的建立者说成是炎黄子孙。《殷本纪》称建立殷商王朝的始祖“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即认为殷商始祖契是帝喾（高辛氏）和简狄所生之子。司马贞《索隐》引谯周的话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47］(P.91-92)。谯周认为殷商始祖契并非帝喾的儿子，司马迁却把他说成是帝喾的儿子，把殷商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后裔说成是炎黄子孙，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我们深思。 司马迁还将周王朝的建立者说成是炎黄子孙。《周本纪》称建立西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认为建立周朝的始祖后稷是帝喾与姜原所生之子。然随后又说，“姜原出野”，踩到巨人的脚印，而怀孕，“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20］(P.111)。又似西周的始祖弃不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但司马迁也把西周的建立者说成是炎黄子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华夏汉族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 2.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不仅将华夏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中国的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五帝本纪》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舜请求尧流放四凶以变四夷应该如何解释，学界存在不同看法。裴骃《集解》引徐广的话说：“‘变’，一作‘燮’”。司马贞《索隐》称“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徐广云作‘燮’。燮，和也。”张守贞《正义》“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35］(P.28-29)。按此解释，舜请求尧流四凶以变四夷，即是将四凶流放到四夷之地以改变四夷风俗习惯之意，现代学者徐复观等人亦取其意，以为舜请求尧流四凶以变四夷，“盖取其在流放四罪之中，依然有教化四夷之意”［48］(P.313)，将“变四夷”解释成教化四夷，改变四夷的风俗习惯等。然，裴骃《集解》又引马融之语曰：“殛，诛也。羽山，东裔也。”张守贞《正义》又引孔安国的话说：“殛，窜，放，流，皆诛也。”又引《神异经》云：“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皆（曰）云是鲧也”［35］(P. 28－30)。这里，又将“殛、窜、放、流”解释成“诛杀”，如果将鲧等四凶诛杀，何谈对四夷进行教化？恐怕司马迁在这里也有把后来的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说成是由中原的炎帝和黄帝后人发展而来的意思，这与他在《秦本纪》所说秦的先祖费昌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7］(P.174)，《楚世家》称楚人先祖至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3］(P.1690)，《魏世家》称魏之先祖毕公高以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49］(P.1836)以及后来《魏书》所说“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50］(P.1)等说法是一脉相承的，与司马迁将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炎黄子孙的思想相吻合。 （1）将秦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春秋战国以前的秦族或秦国一直被人们视“戎夷”，但司马迁在《秦本纪》却说他们是炎黄子孙。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7］(P.173-175)。将秦之先说成是“颛顼之苗裔”，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秦之先是颛顼的苗裔，也就成了炎黄子孙。又说费昌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7］(P.174)，造父别居赵，造父又成了赵国赵衰的先人。把人们向来认为属于戎狄的秦的先人说成与“五帝”、与夏、商、周的先人属于同一血缘，都是黄帝的子孙。 （2）将楚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楚在春秋之时，也被视为蛮夷，可司马迁也认为他们是炎黄子孙。《楚世家》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又谓帝喾高辛的弟弟吴回为重黎之后，成为芈姓楚人先祖，均与炎黄子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熊渠曾明确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3］(P.1689-1692)。司马迁把熊渠以及人们都认为属于南蛮的楚，也说成是黄帝的后裔，楚人也成了炎黄子孙。 （3）将吴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8］(P.1445-1446)。认为建立句吴的吴太伯是周太王的儿子，为了让其弟季历继位而逃奔荆蛮，建立吴国。周武王克商以后，念吴太伯避让季历之功，求太伯之后以封。时，吴国已传位至周章，周武王因封周章为诸侯王，建立吴国。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中原，建立虞国。司马迁因以“太史公曰”的口吻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中原）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8］(P.1475)。认为周武王分封的吴太伯的后人周章君于吴国，在“荆蛮”；分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建立虞国，在“中国（中原）”。虞向来被看成属于中国华夏，吴则被视为荆蛮。在司马迁看来，虞和吴都是周太王的后人，周太王是周朝始祖后稷的后人，后稷是帝喾元妃所生之子，帝喾是黄帝的后人，属于荆蛮的吴也就成了黄帝的后人。 （4）将越人说成是炎黄子孙 《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12］(P.1739)。认为越王句践是禹的后裔，为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属于夏后氏的禹是黄帝玄孙（也有人认为是黄帝的九世孙），也就是说被人们视为夷蛮的越王句践也成了黄帝的后人。《南越列传》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23］(P.2967)，属于华夏族，自然是炎黄子孙。《东越列传》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25］(P.2979)。越王句践是黄帝玄孙禹的后人，两越的夷蛮是越王句践的后裔，自然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了。 （5）将蜀人和西南夷说成是炎黄子孙 《三代世表》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享，输献于汉。”司马贞《索隐》谓“《系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或于蛮夷，盖当然也。《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则杜姓出唐杜氏，盖陆终氏之胤，亦黄帝之后也。”张守节《正义》称，“谱记普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立，封其支庶於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51］(P.506-507)。即认为蜀地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人。司马迁将蜀人说成是黄帝后人，大约是依据《世本》所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52］(P.333)改写而成。 《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0］(P.2991)。学界虽然对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西南夷“皆氐类也”，存在不同认识，但多认为司马迁认为西南夷是“夷”，而不全是氐类，但与氐有一定联系，或其中有一部分为氐类。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53］(P.415)，称“互人之国”为炎帝之后。郝懿行为“氐人国”作笺疏称：“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王念孙、孙星衍均校改“互”为“氐”，是《大荒西经》互人国即此经氐人国，乃炎帝之后裔也”［54］(P.280)。如是，则西南夷中的氐类也就成了炎帝之后。司马迁还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0］(P.2993)。认为后来在西南夷地区建立滇政权的庄蹻为“楚庄王苗裔”。“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3］(P.1689)，颛顼是黄帝之孙，以庄蹻为代表的滇人也就成了黄帝之后了。 据《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文帝曾说“尧舜放逐骨肉”。张守节《正义》释曰：“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鲧及讙兜，皆尧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22］(P.3080-3081)。认为“三苗”也与尧舜同姓，是尧舜之骨肉。也就是认为“三苗”也是黄帝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曾说，“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55］(P.436)。把苗民说成是颛顼的后人，苗民也就成了炎黄子孙。 （6）将匈奴说成是炎黄子孙 司马迁《史记》专门设有《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贞《索隐》谓“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4］(P.2879-2880)。认为匈奴是夏桀之子的直接后裔，夏桀属于夏后氏，夏后氏是夏王朝王族的氏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36］(P.89)。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就等于说匈奴是大禹的后裔，大禹是黄帝的后裔，匈奴自然也就成了黄帝的后裔。 （7）古朝鲜也是炎黄子孙 古朝鲜指中国古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及其族属也进行了记叙。谓“箕子者，纣亲戚也”［11］(1609)，箕子是商纣王的亲戚。商朝后期，纣王昏庸，“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47］(P.108)。商纣王昏庸无道，微子数谏不听而出走；比干强谏，则被纣王剖腹看看其心是否有七窍；箕子见状非常害怕，装疯卖傻，还是没有逃脱纣王的惩罚，被关进了监狱。周武王率兵灭商，“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20］(P.126)。箕子被释放以后，率众东走，自建箕氏朝鲜政权，周武王听说箕子自建箕氏朝鲜政权，“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11］(P.1620)。认为箕子是商纣王亲戚，商纣王是商朝始祖契的后人，契是黄帝后裔，箕子也就成了黄帝后裔。箕氏朝鲜后为卫满的卫氏朝鲜所取代。《朝鲜列传》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56］(P.2985)。西周大分封时，分封召公奭于燕，建立诸侯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57］(P.1549)，即与周朝王族同姓，周朝王族是炎黄子孙，燕人也就成了炎黄子孙，燕人卫满建立的卫氏朝鲜也就成了炎黄子孙。 司马迁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虽然也有部分历史文献依据，但之前的历史文献记载，都没有司马迁记载的如此详细和系统。史载，司马迁曾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或许有关少数民族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出于当时少数民族自己的神话传说。司马迁则将史籍记载和自己调查获取的少数民族的传说重新进行整合，终于构建起了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华夷一家”的一源论思想体系。 其实，将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炎黄子孙”并不科学，因为各民族起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这已为中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燕辽地区丰富的远古人类考古及其文化所证明［58］(P.33-42)。但生活在西汉武帝“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却将各个少数民族都说成是“炎黄子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具有对各族的心理认同以及“华夷一家”的思想观念，并在其基础之上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的“中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引用历史文献以及自己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在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时，有时指称夏、商、周国家政权，有时指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在用“中国”一词指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时，最初不包括楚国、秦国等国，后来又包括楚国，并在秦国是否“中国”的问题上逐渐模糊，逐渐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为秦始皇统一后的秦王朝称“中国”创造了条件。《史记》用“中国”一词指称秦始皇统一后的秦王朝时，包括受秦朝管辖的黔中、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西汉时，包括受汉朝管辖的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的少数民族，构建了多民族的王朝国家的“中国”。 司马迁《史记》引用历史文献以及自己所使用的“中国”一词，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时，则主要取材于《尚书·禹贡》有关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列为五服的相关记载，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并称匈奴及其先人为“荒服”，构建了包括匈奴等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天下一体”的多民族的“中国”。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反映了司马迁具有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的心理认同以及“华夷一家”的多民族“中国”构建的思想和认识。司马迁将本是戎夷之秦写入“本纪”，将蛮夷之楚、吴、越列入“世家”，将属于夷狄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等少数民族写入“列传”，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并无区别地杂错编入一书之中，书写了“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多民族“中国”的美丽画卷，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多民族“中国”观念。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华夷一体’‘中国与边境合一’的‘大一统’政治格局”［59］(p.138)，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