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华夏：东汉时期汉匈关系中的“南单于故事”探微(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18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李沈阳 参加讨论
五、“南单于故事”的意义 “南单于故事”形成之后，东汉与南匈奴有着相对稳定且频繁的联系，对双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进了南匈奴的“汉化”[19]与东汉的“胡化”7，对此，研究者已进行一定的分析。这里从汉匈关系史的视角对“南单于故事”的意义作一些阐释。 整个汉代，汉与匈奴之间的和平与战争交替进行。为了达成和平，双方围绕二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实践过不同的模式。而采用哪种模式，即形成怎样的“故事”，直接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故事”发生变动的动力。汉初，在冒顿的领导下，匈奴各部落实现统一，不仅击溃和臣服周边少数民族，而且向南扩张势力，与西汉发生冲突。高祖七年(200年)的平城之战表明，汉初政府还不具备打败匈奴的实力。在此背景下，汉高祖接受刘敬的建议，两年后与匈奴建立和亲关系，确认双方是地位平等的兄(昆)弟之国。因此文帝在三年(前177年)六月的诏书中说:“汉与匈奴约为昆弟。”[20](P.425)又在三年后给匈奴的信中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21](P.2897)虽然此后的历史证明匈奴并没有完全履行和亲中的条款，拟血缘的兄(昆)弟之国关系还是为此后近70年的汉匈关系树立样板，直至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西汉大规模反击匈奴而被中断。 西汉中期，随着匈奴贵族权力斗争的持续，在汉朝的军事压力和对外策略(如控制西域)等措施影响下，曾经强盛的匈奴帝国开始瓦解。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22](P.266)。三年后，五单于只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前者在一场战败之后，从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开始接近汉朝以获得援助。在此形势下，匈奴要求维持和亲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显然不可能，因此“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这预示着汉匈关系将从汉初的兄(昆)弟关系转为君臣关系，匈奴的政治地位大大降低了，因而遭到大臣的反对:“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23](P.3797)呼韩邪最终还是听从左伊秩訾王的建议，派遣其子到汉朝作为人质并决定于甘露三年朝见宣帝，改变了汉匈之间的平等关系。余英时就此评价道:“匈奴的投降是汉代对外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一方面，它使汉朝在西域的威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汉朝与匈奴之间贡纳关系的正式确立。”[1](P.46)为迎接呼韩邪单于，宣帝给予特殊礼遇，“发所过郡二千骑迎之，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12](P.716)。“宠以殊礼”的背后，反映出宣帝没有把单于视为纯粹的臣子，匈奴至少在名义上保持着独立地位和领土完整。这种关系模式被后世称为“呼韩邪故事”或“孝宣故事”8。 在宣帝后的50余年时间里，西汉与匈奴大体能够维持和平关系，“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23](P.3832-3833)，一度中断的和亲也于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恢复。然而在两汉之际的战乱中，匈奴重新强大起来，单于舆认为王莽的灭亡归功于其在北部的牵制，提出更改“呼韩邪故事”的要求，要求汉朝尊奉自己:“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23](P.3829)。由于匈奴始终坚持这点，双方关系趋向紧张，直到因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形成“南单于故事”。 在确定汉匈关系为君臣关系方面，“南单于故事”与“呼韩邪故事”一样具有不对等性，但更“严格规范”[1](P.258)，这从以下两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一，呼韩邪附汉之后，匈奴仍然生活于故土，长城仍然是汉匈的分界线;而建武二十六年之后，南单于庭不断南迁，越过阴山山脉和长城，最后到达河东平阳。第二，使匈奴中郎将设置的安集掾史除了保护和监视单于之外，还“参辞讼，察动静”[10](P.2944)，即参与南匈奴的司法裁定，这与呼韩邪时代拥有自主权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此使匈奴中郎将掌握单于命运也就毫不奇怪。从政治角度看，“南单于故事”是汉匈关系演变的新阶段，它标志着汉匈关系中匈奴臣属地位的最终形成9。史载东汉使者册立南单于后，南单于“伏称臣，拜迄，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10](P.2943)，西汉时并没有强制呼韩邪单于俯首称拜，现在南单于即使在使者面前也要“伏称臣”。 结语 在公元前后约400年的时间里，汉朝经历一个完整的兴衰过程。西汉建立时正值匈奴强盛，“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21](P.2890)。从那时起到东汉前期，如何对待匈奴这个与汉朝边境相邻的少数民族政权10，始终是汉朝中央政府施政的中心议题。正如班固所言:“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24](P.1374)在解决这个议题的策略中，无论汉朝把匈奴作为“敌国”[21](P.2890)还是“外臣”[21](P.2911)对待，不仅受到传统民族观的影响11，也受制于自身的实力、匈奴的内部状况以及匈奴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力量对比[25](P.288)。汉匈关系的演变史表明，这两种策略可以交替使用:匈奴从西汉初年实力占优的兄(昆)弟之国[26](P.178)，转变为宣帝时期享有特殊礼遇的藩臣，再转变为光武帝时期主动内附的臣子，这个过程也是南匈奴“汉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12，南匈奴的历史就此成为“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2](P.433)。“南单于故事”意味着南匈奴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例证13。 注释 1.据池田雄一所言，“百年战争”中的“百年”是指从马邑之谋(前133年)到甘延寿矫杀郅支单于(前36年)的近百年时间，三个时期指前133年以降、前111年以降和前68年以降。参见[日]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2.陶海燕即指出:“对于两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的学术论著研究都集中在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关系，而对于东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参见陶海燕《东汉汉匈关系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 3.分别见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355页;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102页;[日]泽田勳著，王庆宪、丛晓明译《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176页。 4.朱圣明总结了汉匈关系中冒顿、呼韩邪、南单于比时期与汉朝构筑的三种“故事”及其改变的原因。参见朱圣明《论汉匈关系中的三种“故事”》，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侍子即人质。杨联陞说:“‘侍子’这个名称的使用，乃是由于这类人质经常被任命为宫廷的侍者或充当皇宫的卫士。”参见杨联陞《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6.“一亿九千余万”，《后汉书·袁安传》和《资治通鉴》皆作“一亿九十余万”。分别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1页;(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29页。无论数额多少，都印证了陈玉屏所揭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所体现的“重义轻利原则”，即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纳贡赏赐“厚往薄来”。参见陈玉屏《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和历代王朝民族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则》，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7.这点是研究者容易忽略的，对此，余英时有过简略的探讨。参见余英时著，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4页。 8.前者是和帝时军司马梁飒语，后者是光武帝时五官中郎将耿国语，分别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7、716页。 9.也有学者认为此时匈奴的地位是“客臣”，这比本文认定的地位高些，“东汉皇帝与南单于是相当于君主与客臣的关系，即比君臣关系高一档次的近乎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可以说匈奴自身继续保持独立的礼、法，在与东汉的外交关系上隶属于汉”。参见[日]鹤间和幸著、马彪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 10.匈奴能否称为国家，尚存在争议，参见李春梅《匈奴政权的发展阶段》，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6期。这里使用较为笼统的“少数民族政权”一词。 11.如，先秦时期儒家既强调“尊王攘夷”，又宣扬“华夷一体”。参见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二章、第三章相关内容。 12.许多墓葬的发掘即证明了这点。如，内蒙古包头一座汉墓的墓葬结构、形态、随葬品几乎完全“汉化”;青海大通匈奴墓的墓室结构和随葬品与中原雷同，如果不是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把它视为汉人之墓也是可以的。分别见马利清《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的族属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载《文物》，1979年第4期。 13.其他例证如拓跋鲜卑融入华夏民族，参见李红阳《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考察---基于拓跋鲜卑融入华夏民族的例证与思考》，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M]．邬文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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