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葬礼外交”的延伸
年过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肾功能已接近于严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这顶“沉重的帽子”（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语），是出于无奈，并非“领袖欲”使然。在老一点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帅才稀缺，即使有个把，也无意挑起“党魁”这副重担。而“克里姆林宫新星”戈尔巴乔夫此时才51岁，尚显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经几年了，一直主管农业，未见有大的建树，一下子还难以压得住一个大党、大国的阵脚。
在苏联广大老百姓当中，大多数人对安德罗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别是盼望这位长期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的新领导人，能用“铁腕”来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联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万里副总理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苏方给他以高规格的接待。苏共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在集体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与万里副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与他举行了会谈。
李鹏副总理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接任总书记一职的戈尔巴乔夫与他举行了正式会见。这是中国领导人事隔20年后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当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在两次会见中，双方在坦率、求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说到对苏联的“葬礼外交”，我还想起一件让我思想开窍的往事。从1982年10月起，我们谈判班子的几个人，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进行政治磋商。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时间。对这种徒劳无功的“马拉松式”谈判，我们常常流露出不耐烦情绪。钱副外长得知后总是想方设法开导我们。其中有一条理由，我觉得讲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三次派领导人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曾有过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总理语）。正是它撬开了中美关系的“紧闭之门”。小平同志1982年11月发动的对苏“葬礼外交”，标志着中苏关系从对立、对抗到对话、合作的转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整个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三年半之后，终于下决心解决
“三大障碍”问题。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这一转折成为势不可当的“浩浩大潮”。苏联解体以后，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造福于两国人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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