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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病危时的嘱咐:不能忘的两位台湾张姓朋(2)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1956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1958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1940年和1942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1965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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