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鄂西容美土司的政治抉择与政治认同(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16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赵秀丽 参加讨论
三、容美土司鄂西区域控制权的确立 明亡清兴30年,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就是与南明政权、农民军,还是清政府合作的问题,但土司的重心仍是大小土司之间的合作、竞争、兼并与蚕食。容美土司具有很强的中央王朝认同感,一直坚持与中央王朝合作的方针,而其下属的三大长官司则更乐意通过战乱,抢占地盘,纠集民众,劫掠人口,扩大势力范围,因而他们从统一阵营走向分裂,各自为阵,甚至拉帮结派,走上武装对抗容美土司之路。容美土司面对改朝换代这一巨大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并采取各种策略和手段,成功在鄂西地区建立自己的霸权,鄂西土司地区的权力体系由此被重新建构。 1.打政治牌。 甲申之变后,容美土司对南明政权心存幻想,田玄、田霈霖、田既霖都忠于明王朝,坚持尊奉南明王朝为正统,收留文化名流,赢得汉族精英分子的拥护与支持。加上容美地理位置偏僻,较少受战乱波及,彝陵文相国、松滋伍计部等几十人率领亲眷家属到此避祸。“华阳诸藩、华容孙中丞之避居九、永诸卫者,不时存问。后寇氛益炽,缙绅之避难者,霈霖待之一如玄时。”[6]77-78湖南湖北地理位置相邻,鄂西湘西土司区情况、环境相似,然而湘西土司在农民军第一波冲击中就投向清廷怀抱,顺治四年(1647年)绝大部分湘西土司都归顺了清廷,从而鞍前马后加入清廷剪灭反清势力的军事战斗中。四川全境受张献忠农民军大屠杀的影响,人人自危。在这种局面下,容美土司继续打起“复明”的旗帜,赢得广大忠明之士的拥护和支持。四川、湖北境内受“姚黄十三家”、“夔东十三家”骚扰、侵害的缙绅士大夫精英分子,纷纷前往容美避难。 土家族对中央朝廷的国族认同,对中原文化强烈的文化认同,使得容美土司放弃独占一隅,割据独立的念头。当他们认识到南明政权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降明的农民起义军四处劫掠,腐朽不堪,清廷充满锐意进取精神,清军节节胜利,他们对南明由希望转为失望,不再心存幻想,最终选择追随清廷。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利用南明严重内讧之机,重新控制整个湖广,并派重兵驻扎荆襄地区,意欲对付心腹之患——“西山寇”,却苦于鄂西地区没有强大的盟军支援,对夔东十三家的进攻成效甚微。容美土司此时主动站出来,向清廷投诚,让清廷喜出望外,因而对容美土司特别优待,承认南明王朝赐予容美土司宣慰司一职。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政权被消灭,清朝已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在这种大背景下,容美土司调集军队,与农民起义军展开大战,并发挥影响力,拉拢更多的土司挣脱夔东十三家控制,投向清廷,让清廷刮目相看。 此外,容美土司田舜年本是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用自己出众的军事才能与号召力,辅之以杰出的文学才华,主动向文武双全的康熙皇帝展示自己在整个鄂西地区、武陵山区地理、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性,得到康熙的另眼相待。 2.打军事牌。 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所辖安抚司与容美土司政治上离心离德,兵戎相见,容美土司果断采取军事手段,绝不姑息养奸。清初水浕源和石梁多次举兵侵犯,容美土司面对下属的背叛与进攻,毫不手软,亲率大军决战,“杀其夫而鬻其妻子者,不下万余人”[5]389。吴三桂叛乱时,水浕源唐继勋与石梁唐公廉主动向吴三桂缴印,投奔伪将军刘之复麾下,纠集众人进攻容美,兵败被俘。田甘霖深明大义放之归,不料他听说田甘霖病危后,又联合唐公廉意图不轨,再次被田舜年击败。康熙年间,容美司主田舜年借口上述二人图谋不轨,出兵击败两大土司,将二人处死。田舜年安排其孙田图南以唐氏甥德身份袭水浕源安抚使职,将司署迁于容美中府,遥领其地,改立唐迂隆为通塔坪长官,以奉唐氏祀。田舜年安排其弟田庆年以唐氏婿的身份袭石梁安抚使职,将司署迁容美中府,遥领其地,唐姓土司仅以长官职辖下峒、平茶等处,以奉司祀[5]389。 五峰安抚司与淑山安抚司坚守本分,对容美没有二心。容美土司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康熙年间也对五峰用兵。一是五峰司本身受农民军冲击毁伤最大,丧失土地与人口,后来在清廷的支持下才得以重建衙署,恢复统治,但实力大大削弱。二是五峰关连列五峰,中峰之顶为关口,是容美的北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日益强大的容美土司不愿将直接关系自身安全的北门户交给孱弱的五峰守护,康熙十三年(1674年),容美土司田舜年以“殒厥宗祀”之罪,举兵掳五峰安抚使张彤弨,“并其子宏道,其叔祖嗣谦、与叔彤庭,及百姓人等入于伊司”,灭之,将嗣谦与彤庭禁锢于彭家湾后事[5]384。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其三子田耀如曾为张之纲婿,使袭五峰安抚职,同时将五峰安抚司署迁于容美中府,遥领其地。以张六谦袭五峰所属之石宝,事奉张氏祀[5]384。 淑山安抚司历任司主都是容美土司的女婿,政治、军事都捆绑在一起,容美土司在掌控水浕源、石梁和五峰后,也要求淑山将安抚司署迁于容美中府,于是出现四大安抚司衙门环绕在容美宣慰司官邸四周,且四司长官都由容美田氏土司的子婿担任,“虽有地方,不之本任。四司之人日来候焉”[5]313。例如田舜年之子田曜如担任五峰司司主,常住容美中府,五峰司日常军政事务委托王、宋二旗长负责。五峰司成为外人进出容美的关卡,得到容美司主首肯,方能进入容美。有急事则飞报中府五峰安抚司衙门,再请示容美老司主田舜年决断。其他三个安抚司的情况与五峰相似,安抚使司、长官司、副长官司的权力都集中到容美宣慰使身上。四大安抚司署衙不在自己的地盘上,而是全部集中于宣慰司官署所在地,这种情况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是极其罕见的,充分显示了容美土司对所辖领地的集权管理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 容美土司在易代之际,未和朝廷军队展开正面较量,也较少和农民军主力决战,军队所受战争损耗较少,且战斗力极强。容美土司不仅加强对辖区中小土司的政治、军事管理,而且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积极将影响力扩大到周边地区,对不合作的土司直接进行军事打击。例如容美土司企图与散毛宣抚司合击永顺,削弱永顺土司势力,“勿许,勒兵击之”[6]69。可见,遭到拒绝的容美土司便直接进攻散毛,企图确立其在鄂西土司中的霸主地位。 3.打文化牌。 尽管明朝武陵山地区土司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大力倡导学习汉文化[8],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土家族土司家族汉文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明清易代之际,各方政治军事实力逐鹿中原,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容美土司田玄父子却利用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容美地区构建了一个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容美土司伸出橄榄枝,大力引进文化名流与社会贤达,致力于容美的政治、文化建设,呈现在狼狈逃亡、避居此地的官员、文人、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面前的,是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狼烟四起的乱世,“独容阳一区,称为乐土者,比之桃源武陵,良不虚矣”,“绅缙上流,避地相依”[5]96。这些绅缙名流包括彝陵文相国铁庵、黄太史、松滋伍计部、梅昭平君燮及公安士大夫数十辈,宜、枝、松滋、远安、归州等地士人纷纷挈家聚族归于容美,而容美土司“皆官养,始终无倦”[5]96。 大量人才的涌入,使得容阳一隅地“如异世江左然。人文辏集,避地者咸以为归”。容美土司不仅对流入本地的汉族精英以礼相待,“馆毂不暇给”,而且“旁及华阳光泽诸藩,若华容孙中丞等辈,程孝廉文若,江陵陆玉田、玉子辈,避居九、永诸处者,咸致馈问”[5]98。田玄父子主政容美期间,容美人文环境大幅改善,“匪啻武陵夹岸直拟之,江表文酒,河溯痛饮盖甚盛也”,人们生活其中,“如处中原鼎沸之外矣”[5]98。 容美土司开放接纳、欢迎文化名流和各种各样人才到容美,营造客至如归的友好氛围,“客司中者,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皆仰膳官厨。有岁久不愿去者,即分田授室愿为之臣,不敢复居客位”[5]316。这些汉人的到来,为容美增加了无数潜力和新生力量。容美土司利用战乱这一契机,大大加速汉化进程,减少与汉族名流交流的壁垒,竭力吸收、借鉴与利用汉族精英分子带来的先进文明成果。容美土司学习与推广汉文化,利用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治理地方社会,这种文化交融与合作,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民众的凝聚力,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容美土司正是在这一大批汉人的帮助下,综合实力大增。 4.打经济牌。 土地和人口,是土司军事力量、综合实力的根基所在,土司都希望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与人口数量。根据《长乐县志·疆域》的记载,长乐县自湾潭以内属于土司领地,长茅司以外为长阳县管辖,但常常被土司侵夺,最终导致长阳等处之地大多为土司蚕食,县城等处属五峰张氏,白溢麦庄等处属水浕唐氏,石梁司等处属石梁唐氏,长茅司、白鹿庄等处属容美田氏[5]362-363。石门县情况与长阳县相似。当容美土司在康熙年间将五峰、水浕、石梁消灭后,水浕源、石梁安抚司在易代之际联合农民军烧杀抢掠,通过一系列战争获得的人口、民众、土地在战败后都归入容美名下。 容美土司并非单纯依靠军事掠夺,还采用多种方式,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一是引导地方精英主动投靠、捐献土地,给予庇护。例如康熙二年(1663年),桃符关指挥向宗启携地归附容美,容美田氏土司特地向朝廷请旨,提出将原属向氏的寨龙、田峡口、南里、施州堂、经历堂、五花寨、尹家村、莆龙、支峒、新龙、柳家村、柘荆寨、尤窝、朱耳、新革里、踏龙、麻石坪、南滩、大湖池、田竹坪、粟谷、寨峒坪、秋木溪、桥头、白岩水、隔潭坝、鱼母等处军民户口,都归容美土司管辖。桃符关在其之前并不属于容美管辖,但指挥向宗启在清廷与容美土司中选择了依附后者,“携地归附容美”[6]171,而非直接向朝廷报关。这表明他在政治与情感中更认同容美土司,更愿依附于容美土司。二是战乱时期跨界购买土地与田产。和平时期,朝廷的政策是“土人不得擅买汉地,汉人亦不得越种土司之地”[5]120。然而战乱打破了各种限制,容美土司、淑山土司在战乱期间,竟然获得远在江南的王家平、双土墓、阿儿平、土地堂、蔡家坡、鹅颈项、朱墟底、白果树、龙平、褚墟底、新寨平、恩一甲、王家平等14处田地,至于容美邻近地区枝江县柑子园及渔翅滩等处田地,还有白溢和麦庄等山川都成为了土司领地。湖广荆州府枝江县《汉土疆界碑》就是湖广湖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专门就汉族、土家族的边界纠纷进行裁决的产物,负责查验的汉族官员发现这些地方“既距长邑险远,又验其衙舍墓表,皆属土官旧址,土人百十余家住种,并无汉民居住,且于康熙四十七年,土人报有秋粮九十六石”,建议仍归容美所有[5]121-122。通过此次争端可以看到,容美土司利用市场买卖扩大边界范围,同时妥善处理与汉族地方官员的关系,争取汉族官员的支持,从而使其权益合法化。 当清朝真正平定国内各种动乱时,容美土司已利用良机达到鼎盛阶段,其地盘7000平方公里以上,影响力非同一般。清朝建立后,仍袭明制,在鄂西共设置23个土司,计宣慰司1个(容美土司宣慰司),宣抚司5个,安抚司11个,长官司6个。容美土司已经从宣抚司直接升至宣慰司,整个鄂西土司中唯一一个宣慰司,地位远远高于施南、散毛、忠建、忠路等宣抚司,这可以说是容美区域霸权建立的最直观的体现。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司的政治抉择,与其说是对中央王朝认同的体现,不如说是他通过打不同的政治牌、军事牌、文化牌、经济牌,实现鄂西土司力量整合,并最终完成驾驭统率力量,实现本族力量大发展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赵平略,杨绪容.明清之际容美土司的图存方针及其启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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