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时局变化，四位老帅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反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在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既定两手方针。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另一方面美国搞些假和缓姿态，意欲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中国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今后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四位老帅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讨，一致认为：一、《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苏修不会马上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二、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陈毅建议：借重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越南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追悼会。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柯西金即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后因越方延误，没能及时将柯西金的这一要求传递给中方。随即苏驻华代办又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请求。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此时，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当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与他会谈后，立即于9月11日上午9时从杜尚别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会谈。
会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的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中方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有足够我们开发的空间，而且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更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动很多军队到远东，并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中国就要坚决抵抗到底。三、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首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对于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领导人均未到机场迎接，这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可能并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三是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曾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人、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为此，四位老帅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对相继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9月13日，四位老帅还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17日，四位老帅将写好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呈周恩来审阅。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指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并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这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时维持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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