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本人及投奔他的亲戚郭子兴，成为在江淮地区称雄的红巾军负责人。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对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对自己称霸的现实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同样崛起于草莽之中的汉族军阀，即在南京周边盘踞一方的陈友谅、张士诚。
南京处于四战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倘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伐元，连本身的存亡都成了问题，遑论扩张实力与辖土？因此，对于朱元璋，远在北京的元朝政权仅是癣疥之疾，陈、张方为心腹之患。
至于如何对付陈友谅和张士诚，孰轻孰重，在先后次序上，也需审慎考量。朱元璋认为陈友谅“性躁，好生事”，必须先对付；张士诚“器小易盈”，满足于割据现状，则不妨缓图。朱元璋得出结论：在对陈友谅用兵之际，张士诚多半会按兵不动，因而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果如朱元璋所料，在他全力对付陈友谅之时，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朱灭陈后兵锋东移，张士诚一朝倾覆。
次第削平群雄以后，朱元璋再派徐达率军北伐，对付元朝残余势力犹如摧枯拉朽，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最终，朱元璋定鼎天下。
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以后，面临的形势也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处境大异其趣。蒋通过频密的内外联系，对其政权的崛起，争取到若干外国列强的理解，并取得江浙财团的认同和支持。蒋介石首先发动“清共”以后，他的首要打击对象并不是残余的北洋军阀势力——实际上，在国民党军队北伐之前，北洋军阀已经四分五裂，所谓“中央政权”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相反，蒋介石利用向国民政府靠拢的老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钳制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鲁系军阀张宗昌和褚玉璞等，当时仍同国民政府敌对的北洋军阀纷纷采取守势，自顾不暇（直系军阀旁支孙传芳扫回马枪，南渡长江，占领龙潭，威胁南京，是一例外）。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同一阵营的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另外一批当权派。他们还拥有以唐生智、张发奎为统帅的两支军队，实力不容小觑。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北伐受挫，被桂系逼宫下野，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接着，桂系击溃唐生智军队，势力进入两湖，从广西经湖南、湖北直达北平、天津一带，横贯中国南北，似乎如日中天。次年初，蒋介石东山再起，由白崇禧率领抵达平、津的旧部李品仙，驱逐桂系势力，并经俞作柏运动桂系健将李明瑞、杨腾辉两个旅长倒戈，终令桂系一败涂地，从此龟缩于广西一隅。
蒋介石稳定南方后再次北伐，基本上没打过什么硬仗。他派遣陈调元坐镇津浦线，何成浚遥控京汉线，对北洋军阀的各支部队基本上采取“赎买政策”。另外，蒋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又暂时缓解了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阶段性战略目标就是先完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
其后，蒋又屡次遭遇来自国民党内部实力派系的严峻挑战。即使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早已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新军阀了。截至抗战前夕，国内冲突迭起，蒋介石纵横捭阖，方才一一闯过难关。由此可见，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实力派系。
综上所述，太平军建都南京，未竟全力北伐之功，终致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教训，对于由南方崛起的新政权的兴亡，未必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对彼时彼地各方力量作一番比较，再对形势作出评估，判断什么是主要威胁，什么是次要威胁，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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