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给我保留了一吨的飞机舱位
史迪威确实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战的军人，他受知于马歇尔将军，所以才被派到中国战区，担任参谋长职务。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认识他的，不过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庆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对于同盟国的全盘战略问题，谈得很投契，后来他欢迎我到远征军去，想即造因于此。
我在远征军任内，中美合作得甚为愉快，绝无一方凌驾一方，或任何一方显出委曲求全的样子。我与史迪威相处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信”，不作无谓的敷衍。凡是答应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并且尽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应。我刚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军学校的房子，作训练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过，久久不得要领，才转而和我交涉，并要从军队中调用人员。我当时答应他房子可以照拨，所需人员不能从军队中调，可由杜聿明原设训练班中拨用。起初他很怀疑我的话能否兑现，及至很快地房子让给他了，他才晓得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人。从此他对我有了信心，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多次拒绝他的请求，他亦不以为忤。譬如他要经管训练班的事务事宜，以求迅捷，我没答应，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请求调整学员伙食费为每日五元，由美方负担，我说：“少数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当他们结业回队时，势将无以为继，反倒引起不满。今日史将军的学生，都是我所统率的部下，如各部队一律援例调整伙食，我将何以为计？”他说：“实因学员工作辛苦，应有较好的营养。但我绝不做长官不准的事。”亦即作为罢论。后来还是我们自动地将每人每月三十元的伙食费，调整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间，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电话中就把事情办了，很少动用公事。他手下有几个人，对于中国人的信心较差，表示这种办法不大妥当，但是他还是不以为意，他说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能省一点手续，就省一点手续。
在我生病期间，史迪威送我不少药品和食物，我谢谢他的盛意，但表示除非作价，实在不敢收受。后来将药品作了价，食物部分他执意非送不可，我也只好愧领了。
我到远征军之前，军人走私，视为常事。我来了以后，史迪威在经过驼峰的空运中，曾给我保留了一吨的舱位，我婉辞谢绝了。在云南前后六个月的当中，我没有从国外买过一文钱的东西。军中知道我拒绝舱位的事，走私之风，为之大减。
史迪威和我共事几个月，的确处得不坏，但最后却与我政府闹翻了。可能因为彼此的了解不够，但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关系也很大。
史氏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从那时起，他交结了一些亲共“反蒋”的朋友，从此以后，他对中国问题就存上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到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时候，他认为实现他的成见的机会已经到来。当他离开华盛顿之前，曾在马歇尔和史汀生面前公开说：他到中国之后，将压迫委员长将国军的统率权交由他掌管（见《史汀生回忆录》）。华盛顿派这样一个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即使说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当然史迪威之为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远不如现在知道的多，无法想到在观念上彼此距离那样的大。好在在远征军我们的交往，都是军事上的，牵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后来美援武器大量运到，对于如何分配问题，是他与我政府发生歧见的开端。他坚执军队武器应该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个营的炮，三百六十门，每师一营，炮十二门，可保持相当强大的火力。但我们则认为同属国军，政府应一视同仁，装备方面不能过于参差。这一歧见，双方都有道理，尚有调和余地。最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意见，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样地装备共军。
此时的共军，已在抗战的招牌之下，羽毛丰满，“颠覆”政府的阴谋和行动，日益剧烈。政府为了顾全大局，纵不能明张挞伐，但也没有为虎添翼给以武器装备的道理。这件事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问题，虽不干远征军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触甚多，谈到这些问题，难免就要互相枘凿起来。
史迪威还认为他能指挥共军，想把共军编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随意由他调遣到各战场上使用。这一点表示他对共产党根本缺乏认识。除非莫斯科，共军是不受任何人调遣的。美国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的当，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土地改革”派，同样是中国人，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于是就生出一个“联合政府”的幻想。从胜利的前一年起“联合政府”就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话题。连政府都可以采用联合形式，则国、共军队焉有不能统一指挥之理？史迪威个人既有此抱负，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理直气壮地以实现他的抱负为职志。国军是无法和共军并肩作战的，在这些问题上，终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委员长经过多次的忍让，也终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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