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习仲勋参加完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的扩大会议后，即根据党中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后方主持工作。此后，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将中央的精神与边区实情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边区特殊情况的正确的土改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存在的极“左”偏差，使这场关乎民生的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健康地开展进行。在对待和处理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时，习仲勋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质，很值得今天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学习！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之时，首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
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
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史称义合会议。义合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对“左”倾可能造成的恶果的深深担忧，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下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果然令他十分震惊。通过深入调查，习仲勋发现了以下情况：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的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时，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向来人讲要注意土改运动的纠偏，防止“左”的做法，并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权限内做些纠偏工作。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十分拥护。1941年10月
8日，绥德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安文钦被选为议长。11月6日，他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当选为常驻议员、副议长。从北洋军阀时期就下决心不入仕途的安文钦，深深被中共的政策和民众的信赖感动，愿在晚年为“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的民主政权效力。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经常了解民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在参议会工作中，他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员，将他们视为知己朋友和学习楷模。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绥德县城，安文钦随边区政府东渡黄河。敌人败退后，安文钦回到家里，许多同志对他的书籍、文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洗劫感到十分痛惜，他却坦然说：“我之走虽失掉了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由此可见安文钦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
安文钦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运动一来，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共产党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对于习仲勋、林伯渠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根据事先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他在致词中说：“我们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赞同土地改革。”边区政府对李鼎铭先生葬礼的高度重视，以及安排安文钦先生出席追悼会并致词等开明之举，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建议和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保证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没有受到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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