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甘青地带的民族团结工作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51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雷兴鹤 参加讨论
［摘要］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好西北民族关系对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窥见他民族工作的方法、理论与实践，这为我们当今处理好民族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甘青地带；民族团结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仲勋经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XDJ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仲勋西北民族政策研究（1934—1952）”（项目编号：14XMZ080） ［作者简介］雷兴鹤，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文中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期间。），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不断与各地土匪、恶霸地主勾结，伺机组织武装事变，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由于历史原因，甘青一带（本文中的“甘青一带”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前，甘肃省和青海省所包括的地区）。存在的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习仲勋在充分了解了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后，在主持和领导该地区工作时，始终将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作为核心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时，依据地域和民族特点，实事求是地开展全面工作，为民族团结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解决平凉、西吉事件 甘肃河东地区即黄河以东的甘肃部分，主要区域是今天的定西、天水、陇南、平凉、庆阳一带。解放初期，这一地区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事件。1950年5月8日，在甘肃的固原和平凉等地一些回族分裂者发动了武装事变，他们首先占领了平凉，大肆抢掠商户和人民，破坏社会秩序，致使当地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此即甘肃西吉事件［1］307（1952年4月，甘肃西吉、海原、固原、隆德地区（今属宁夏），马国瑷、杨枝云等人纠集匪徒数千人发动叛乱，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进剿和政治争取下，7月底叛乱平息。）。当时的固原县和平凉县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混乱状态，一些群众为了逃避这一状况不得不迁徙流离，社会秩序一度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 西北地区军政委员会面对甘肃平凉的事变，为了解决问题，迅速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仔细研究了匪情，并提出了解决事变的措施。习仲勋认为“民族工作在西北局各项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做好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是现实对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严峻考验”［2］。1950年5月19日，习仲勋在西安市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到“调解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团结，这是我们西北一个极重要的政治问题”［3］47。习仲勋强调了民族团结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他为了更快地结合实际情况指导相关工作，积极团结回族和汉族民众，并且争取到相关人士的支持。 同时，习仲勋和西北局制定了相关政策，选择在汉族人民和回族人民混居的地区展开剿匪工作。为了戳穿匪徒和国民党特务的阴谋，西北局派遣工作人员到汉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之间广泛普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回民聚集的地区，剿匪政策主要是以防御为主，也就是剿抚相结合的政策，严格区分匪徒上层人士和特务、匪徒和人民群众等，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争取一切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士，并且深入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当中，了解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执行，迅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 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对平凉匪特分子事变，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灵活的政策去镇压、分化敌人。西北军政委员会认真执行习仲勋的指示，即将群众和匪徒严格区分，土匪和特务严格区分，争取一切可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力量。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西北军政委员会顺利解决了甘肃省的平凉、西吉事变，缓和了当地汉族和回族人民群众的矛盾，改善了汉回民族关系，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习仲勋在解决平凉、西吉事件时，体现出果断的决策能力和迅速的行动能力，既坚持原决策，又采取灵活的措施，顺利解决了事变，维护了民族团结。 甘肃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四县是汉回民族聚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在平息了平凉事变之后，甘肃的西吉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以马国瑗、马国琏、杨枝云为首的部分回族人士在国民党特务的教唆下，以寺院、道堂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扰乱当地社会秩序，又发生了武装事变。解放军击溃了这次武装事变的主力之后，马国链、马国瑗等领头人带领一部分残余人士企图制造更多的事变，他们威胁回族民众，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4］54。 习仲勋一方面亲赴兰州，找到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和马震武进行了深层次的交谈，他要求马震武表明态度。因为马震武是回族上层人士，具有较大影响力［4］55。马振武的声明印发了很多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马震武和孙作宾一起深入西吉县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西吉事变至此被彻底平息，平凉和西吉地区也恢复了平稳状态，当地民众也回归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另一方面，习仲勋广泛争取和团结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将事变分子包围、孤立起来。在处理民族事变中，“对于其中的观望者、怀疑者、动摇者，则争取之，帮助之，教育之，至少使其守善意的中立。同时要利用顽固派内部存在的矛盾，促其行动难于一致”［3］1。他认为，主要应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团结和争取人民群众，经过实践后，发现这一方针巩固了革命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为进一步民主改造和发动群众创造了比较良好的前提条件。 在处理平凉、西吉事变中，习仲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认真研讨并部署工作。尤其注意保护民族群众的安全，派遣医疗队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为他们医治疾病，并且发放一定的善款，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进一步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习仲勋对甘肃平凉、西吉回族事变的处理，彰显了一位共产党人始终将人民、民族、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体现了他处理民族关系的高超智慧。对民族事变他采取剿抚并用的原则，争取汉回群众的支持，孤立了敌人，这也体现了统一战线思想在民族政策上的运用。 二、 解决甘南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外的敌对势力企图在西北地区利用民族矛盾制造事变，国民党也妄图通过西北社会混乱之机反攻大陆，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1950年春夏之交，“青海大通、循化和甘肃临夏、平凉等部分回汉杂居地区，曾经接连发生骚动，这是蒋匪特务和马步芳残匪，结合会帮道门煽动起来的”［3］49。面对事变，习仲勋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剿匪政策，选择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展开剿匪工作。 1952年4月中旬在甘青川边界处的部落中，马鸿逵、马步芳的残余部下马良、马元祥等反革命力量怂恿和煽动当地民族群众发动事变。马良、马元祥率千余人围攻地方政府，煽动藏民部落，制造民族仇恨，发动武装事变，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和地方社会秩序。1952年夏，甘南军区部队前往阿木企河地区开垦荒地，但是当地的寺院和一些部落很反对他们的开荒行为，纠结了一些武装分子和甘肃军区部队形成了对峙局面，发生了阿木企河事件［1］307（1952年4月，拉卜楞寺派往甘南牧区阿木企河（即阿木去乎）部落的代表吉哇煽惑群众起来叛乱，经采取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北局军政委员会和习仲勋立即决定对匪特分子首先进行政治争取。 习仲勋委任黄正清［1］308（黄正清：（1903—1997），四川理塘人，藏族，曾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议。1949年在甘肃夏河县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畜牧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2年8月，甘肃省组织以黄正清为团长的访问团，到甘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对瓦解马良股匪起了一定作用）。担任甘南藏区访问团团长，带领访问团前往藏族部落去开展政治宣传以及争取工作。习仲勋认为通过甘青地区藏族人民对黄正清的爱戴与认可，可以解决甘南藏区的民族问题。黄正清在率领访问团到达夏河之后，立即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他先邀请了寺院代表等，对他们说：“如今人民解放军和政府讲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各个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解决，搞武装对峙是错误的方式，要动武那就更不允许了。”［5］119黄正清积极到群众中展开调研，先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和意愿，再宣传共产党的相关民族政策［6］306（黄正清商讨的解决方案：1.为了改善藏区的交通，修建阿郎公路，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你们不应该阻挡；2.解散纠集的藏兵，都回去耕田放牧；3.将那些跑到马匪那边的人叫回来，我们会对他们宽大处理，不追究他们的责任。）。黄正清说服教育了阿木企河的代表，在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黄正清等人通过半年多的努力，这一地区的民众，无论是领头者、还是僧俗人士都接受了黄正清提出的协议，广大民众正式和匪徒划清界线［5］120。访问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部分民众远离了马良、马元祥叛匪，逐渐孤立了他们，为开展镇压反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1952年12月21日，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道：“目前威胁最大，最感麻烦的是骚乱于甘南藏区的马家股匪（指马良、马元祥股匪。1952年初，国民党台湾当局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〇三路司令”，马元祥为“第一〇二路司令”，该两部于1953年5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由于台湾空投已聚集千余人，自派出以黄正清为首的甘南访问团进入该区访问后，大部藏族部落已向我投靠，少数仍和匪特纠缠在一起，准备继续争取分化。”［1］306习仲勋分析道：“该匪（马家股匪）枪弹充足，人、粮缺乏。”［1］306他提出解决措施：“我之方针应是军事上积极防御，使之不致分股窜入内地，用一切办法把它封锁在藏区内。如果今冬明春能够这样做到，就胜利了一半，到了明年（1953年）五月间再大举围歼。”［1］306之所以将他们封锁在藏区，是有原因的：“该匪在甘、青境内之回民区，由于民族宗教关系尚有一定社会基础，如让其分股流窜出来，势必壮大了敌人，增加我们的困难。这一股土匪是土生土长的，比之外来之傅秉勋股匪（流窜于青海地区的政治土匪，1952年5月被剿灭）。就麻烦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严密注意，务求彻底肃清为止。”［1］307由于军事进剿策略得当，阿木企河事变很快被平息了下来。西北局政府、西北局军区根据党中央以及军委指示，镇压了反革命势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继续配合政治争取工作，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任命黄正清为第三副司令，对残匪进行军事进剿。习仲勋对马良、马元祥等叛匪，通过统一战线将其孤立，对顽固不化的叛匪毫不犹豫地予以剿灭，维护了甘南藏区的民族团结，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 三、 解决青海昂拉部落叛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青地带民族聚居的地区出现过多次武装叛乱，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昂拉部落叛乱”［1］307（1950年至1952年春，青海昂拉地区封建世袭千户项谦受国民党残余势力蛊惑，网罗匪徒发动武装叛乱。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青海党政军领导机关以政治争取为首位，后又经人民解放军进剿，1952年5月平息叛乱。）。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的东南部，部落所处的位置西边有黄河峡谷，南部和东部有高山围绕，这使得昂拉部落易守难攻。昂拉部落的首领项谦还保持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络。1950年8月，项谦作为昂拉部落的千户到新疆省政府表示自己的归顺想法，但当他回到昂拉部落后，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造谣、怂恿和挑拨，项谦拒绝接受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并很快与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加入反革命势力，公然组织反革命武装队伍与政府为敌。 昂拉部落在马步芳残余势力与国民党特务的误导、怂恿和支持下，项谦与马步芳的残余势力组成反革命武装。昂拉部落有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加上占据着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不断骚扰已经接受解放的周围县城，武装抢掠当地与周边县城的群众，公然袭击解放军队伍，公开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国民党特务和马步芳残匪的支持下，项谦更有恃无恐，认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他束手无策，肆意骚扰群众和人民政府，昂拉部落事变已经发展到非常恶劣的状态。面对昂拉部落的叛乱，十世班禅、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领导多次争取项谦放下武器，停止事变活动，但均无果而终。 昂拉部落叛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共青海省委已经失去了劝降项谦的耐心，准备以武力解决。1952年7月中旬，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收到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剿灭项谦部落的工作报告后，认为当地政府争取项谦投降工作的力度还不够，他提出“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地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打击傅秉勋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应当首先不动摇地耐心地坚持这条方针”［7］。习仲勋没有立即选择以军事打击的方式解决项谦事变问题，而是选择了一种对中国共产党更为有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习仲勋从长远的工作意义和全局工作影响方面考虑，指出“要将项谦和其他特务土匪分化，若项谦保持中立，仍然可以坚持政治争取。习仲勋的这些意见为顺利平叛昂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2］。习仲勋首先选择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式解决项谦叛乱，如果不能瓦解昂拉部落的反革命力量才会被迫选择军事打击。在当时以这种方式解决项谦叛乱，对争取民族团结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始终保持革命的热情和耐心的工作态度，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围剿为辅，在被迫进行军事围剿后仍然坚持收服项谦，最后收服项谦，平息叛乱。”［2］ 在各方的努力之下，项谦于1952年7月11日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诚。1952年8月上旬，习仲勋从新疆抵达兰州，项谦请求拜见他。习仲勋接见项谦并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8］。昂拉事变的平息不仅使得昂拉地区藏族得到解放，有利于人民政权的建立，还对于甘、川、康、藏等藏区工作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习仲勋特别重视民族团结，以极大的耐心以及最大的力量争取武装事变的部落领头人，如果不能成功争取，再选择军事打击的方式。他要求在民族地区首先需要安定社会秩序，政治争取上层管理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团结各民族。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习仲勋总结道：“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为的争取更多更多的藏族头领，也就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7］习仲勋“稳进慎重”地处理项谦叛乱、收服项谦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肯定［9］。习仲勋因善于“稳进慎重”地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党内外被誉为“统战工作的典范”［10］。 总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青地带民族问题非常突出，习仲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顺利解决了甘肃平凉、西吉回民事变，阿木企河事件；坚持依靠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收服了项谦，解决了昂拉部落叛乱问题。习仲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稳进慎重’地妥善解决了民族问题，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 四、 习仲勋民族团结工作的指导思想 习仲勋在甘青地带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大政方针，坚持民族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革命中深入群众，团结各族人民、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政治工作中依靠民族领袖，依靠人民群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平等团结各族人民；在工作指导思想上要求干部关心、服务各族人民群众。习仲勋在民族工作中，能够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他讲道：“在进行团结的工作中，共产党员绝不能自视特殊，脱离群众；共产党员只有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没有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一条原则必须切实遵守。”［3］23在对待反革命问题中，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政治争取工作和军事打击工作同时展开，迅速稳定局势并解决民族问题。 1949年12月，习仲勋在《西北工作的特点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报告中讲道，在做民族工作的时候，“要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思想，如能了解民族政策，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思想当然好，但还不够，还要注意山头主义倾向，关门主义倾向（如新老团结注意问题，看不起新同志）。这些有时是不自觉地带来的，这样也会把工作搞坏”［3］36。习仲勋在工作中不仅自己坚持民族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还要求干部也要做好民族团结，依靠人民群众。习仲勋认为做民族工作，“主要工作在发动群众。打倒封建势力，消灭地主阶级的统治”［3］36。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根据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很好地处理了各种民族问题，并且团结了各族人民，在民族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0年12月，习仲勋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讲道“青马去年（1949年）在我克兰州时开了一个桥头会议，把一万多军官分散各地，企图利用民族和宗教关系煽惑人民待机而起。甘、青、宁一年来各次骚乱都是他们和蒋特结合有计划的行动。他们在青海散的最多，甚至钻入藏区”［3］58。马步芳的残余势力盘踞在西北地区主要是为了阻碍野战军向西挺进解放西北地区的脚步，另一方面则是在民族地区实施压迫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族矛盾。面对民族矛盾，习仲勋讲道“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1］58-59，“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3］59。同时，他认为“争取团结上层人物的工作需要十分坚定，十分耐心。处理少数民族中反革命分子也还要谨慎，必须得到其民族中各方面代表人物同意，否则宁可暂缓”［3］59。“青海对谭呈祥几擒几纵，最近押起，连其他青马军官都说应该办。所以孤立了几个就办几个，这样逐步来较好，不要急于一下普遍镇压。这点应和汉人地区有所分别。”［3］591951年底，甘青地区在剿匪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清剿了大多数的反革命势力。 习仲勋强调，在民族工作中一定要慎重稳进，不能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稳进慎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共中央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之一。周恩来在1950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总结道：“西北的民族工作有成绩，方向是对的，但事情不能操之过急。”［11］424习仲勋强调，民族工作中要“反对民族工作中的急躁情绪”［3］37。反对急躁，工作中不能强制和命令，这是习仲勋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1951年2月5日国务院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12］13。1951年3月10日，习仲勋讲道应该“以平等友好的方针调解民族纠纷”［3］76，他说“我们解决这些纠纷只有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平等和好”［3］76。习仲勋强调：“我们过去解决纠纷的经验证明，共产党员只有一个立场和一个原则，就是共产党的立场和共产党的原则。”［3］76习仲勋在处理民族问题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以平等友好的方针解决民族纠纷。 民族团结是习仲勋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1951年3月10日，他说：“由于我们坚持了民族团结政策，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一年来民族团结有很大进步。”［3］73习仲勋强调：“仍然必须坚持团结争取上层的方针。”［3］74他认为在民族工作中，争取上层、团结上层有利于民族工作的开展。195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的制定）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举措。”［12］15彭德怀和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时，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领导，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坚持民族平等、依靠民族团结、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等一系列的观点和政策。1951年5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12］11，习仲勋在民族工作中多次谈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1952年12月21日，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总结了西北民族工作的相关情况，他说“由于正确贯彻了中央民族政策，而顺利地解决了新疆问题（1950年3月，原新疆省政府委员兼阿山地区专员乌斯国民党特务尧乐傅斯和乌拉孜拜等勾结由国民党叛乱部队改编的骑兵第七师部分反动军官，相继发动武装叛乱，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辜群众，抢劫财物，挑拨民族关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军区立即组织剿匪部队，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剿匪斗争。1952年10月，剿匪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甘肃平凉西吉事件、阿木企河事件，特别是青海昂拉武装叛乱，因而大大丰富了民族工作的经验”［1］306-307。习仲勋领导并主持了西北地区的多次剿匪斗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应该就是和平收服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毛泽东了解收服过程时曾高度赞扬过习仲勋的工作能力，他讲道“三年来，西北民族工作成绩很大，各民族间的团结更加亲密了”［1］306。民族团结是习仲勋西北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甘、青藏区今年（1952年）也都派去访问工作团，做了很大的争取团结的工作，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1］306。“对于居留在柴达木盆地之哈萨克民族（约千余人），由于我们在政策上坚持争取团结，及帮助其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他们已敢与我往来，也停止了抢劫，近数月相安无事。”［1］306习仲勋在解决甘青地区民族问题中，通过统一战线，对顽固不化的叛匪毫不犹豫地予以剿灭，维护了民族团结。 五、 习仲勋民族团结工作的历史意义 习仲勋在民族工作中，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成功解决了甘青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他善于灵活地结合原则，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为丰富和发展党的民族政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习仲勋在中央民族政策正确实施的同时，探索总结出了以“稳进慎重”为主线解决国家和平问题的新思路。他后来由西北局转调到北京，一直都非常关注中国西北民族问题。他始终保持着伟大的革命耐心，尽量不采取军事镇压的主张，并谨慎地解决了一系列民族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处理甘青地区民族事变过程中，“坚持民族团结和平解决方针”［3］50。他派遣工作人员到汉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之间广泛普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争取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的支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争取一切和共产党合作的人，“在回汉民族群众中广泛和深入地解释民族政策，揭露匪特阴谋”［3］50。这些政策迅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缓解了汉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大通、临夏经过两三个月，平凉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骚动已先后平息”［3］50，顺利解决了甘肃省的平凉、西吉事件，习仲勋总结道“我们还要十分谨慎地十分深入地在这些地区做好群众工作和民族团结工作”［3］50。 习仲勋始终坚持立足实际，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科学理性的分析，根据具体情况，总结出符合客观现实的政策。习仲勋在解决甘青地区民族问题时，强调“最重要的是学习《共同纲领》，认真研究中央指示文件，学习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坚持长期努力，并且抓紧时机，结合实际工作，经常认真地总结经验”［3］117。在开展工作中，习仲勋讲道“坚持团结上层、争取下层这个方针是很长期的，不许动摇”［3］74。同时，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特别是善于与民族地区的领导沟通，从而制定出符合少数民族利益和需求的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习仲勋在甘青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在政治工作中依靠人民群众，在民族工作中深入人民群众，这不仅巩固了革命成果，还稳定了甘青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促进了甘青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为民族工作的探索积累了经验。总结和研究习仲勋的民族工作，有助于更好地指导群众工作，对密切联系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仲勋在甘青地区镇压反革命时，一方面通过宣传政策来争取和发动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习仲勋认为应该综合运用宽大政策和镇压原则，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习仲勋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强调：“统一战线首先要划清敌我战线，统一战线也为的是划清敌我战线——谁是我们斗争的对象，谁是我们联合的对象。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敌人、巩固自己。北伐战争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得这一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就是不要工农革命运动，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习仲勋贯彻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在他的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民族工作顺利进行，很多民族反革命分子向中国人民政府投诚，为区域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巩固了革命成果。 民族团结工作是西北局各项工作中的根本工作，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对稳定西北政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习仲勋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甘青地带的民族团结工作和依靠群众的工作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3］104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民族工作探索中，结合西北历史情况和时代特征“稳进慎重”地解决了甘青地区的民族矛盾，为当地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甘青地带的民族工作中始终坚持和践行党的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习仲勋的民族团结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赢得了民心。习仲勋的民族团结政策，在革命工作和政治工作中起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为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民族工作中团结人民群众，是我党宝贵的历史经验。习仲勋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政府施政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回顾习仲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甘青地带的民族工作，不难发现他考虑任何问题和制定实施办法时，始终将民族团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实施各项工作的前提。特别是在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问题上，他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认为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才能减少民族矛盾，才有利于区域社会的发展。习仲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处理民族事变问题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方法进行总结和研究，这有利于我们在民族工作的理论方面取得进展，有利于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以及民族团结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不断传承党的先进思想和优良传统。 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确保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就要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历史的考验，这就必须要做到在政治上争取各族人民的拥戴，必须团结各族人民，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我党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学习习仲勋深入人民群众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工作方法，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把群众评价当作检验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 习仲勋在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指导下，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充分证明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才能集思广益，才能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工作。只有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政府的各项工作才能不断向前推进，各族人民群众才能真心拥护党的领导。在民族地区坚持民族团结工作，使党的工作始终符合人民的期待，有利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 习仲勋民族团结工作的现实启示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西北地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始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4］102，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胜要求。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习仲勋的民族工作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并创造性地开展的。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等党的领导人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过程密切结合下的产物。 习仲勋在民族工作中所提出的政策和方针也为当时共产党的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参考。习仲勋一系列的重要工作思想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的成果。习仲勋还积极地与当地的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了解百姓们的意见建议。如今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导致民族内部出现矛盾的因素依然存在，这些矛盾依然是共产党所要克服的难题。在西北民族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经济进程各不相同，这也会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不稳定的状况。习仲勋是一位在民族问题处理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领导人，在他的工作中一贯十分重视民族的相关工作，他所做出的民族工作贡献在共产党今后的发展事业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加强对习仲勋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其民族工作理论的探索，对如今共产党的民族工作人员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历史时期，在西北地区做好民族工作，习仲勋的西北民族政策和指导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习仲勋将其一生都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当中，在西北地区主政期间，在当地教育、宗教、经济发展以及统一战线的很多方面的工作中，他探索出来一个又一个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和方法，对我国民族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习仲勋是建设西北地区的重要工作者，他曾在西北地区工作二十几年，详细研究和分析了西北地区各个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并且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建议和方法。习仲勋在推动西北地区各方面工作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即使是在动乱的环境中，西北地区也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发展。习仲勋是共产党内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他一直很重视民族工作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回顾习仲勋在甘青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详细探讨习仲勋对民族团结工作的贡献，为新时期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重大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5］204，习仲勋一直在学习和探索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重在实践中调研，以先进思想来指导民族工作，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习仲勋在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一直坚持统一战线工作。他说“要善于坚持真理和随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善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 ［16］114，要“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16］114。习仲勋的统一战线工作为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北政局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目前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我国仍然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研究怎样发展统一战线，让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分析道：“西北大事情是包括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层、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少数人的包办把持，就必然办不好。所以我们共产党就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今天统一战线的基础，非常广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有各族人民和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16］109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原则，才可以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研究室.习仲勋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2］雷兴鹤.习仲勋对西北地区民族工作的贡献［J］.民族研究，2019（5）：24-37. ［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何载.红旗漫卷西北高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6］《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7］宋毅军，王超.习仲勋与新中国的民族宗教工作：上［N］.中国民族报，2014-11-14（8）. ［8］人民政府执行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一个范例——青海省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归向人民政府［N］.人民日报，1952-09-08（1）. ［9］齐霁，周小洋.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和赞扬习仲勋［J］.党史博览，2010（10）：3437. ［10］张志功.习仲勋：统战工作的典范［J］.党史文苑，2016（11）：24-28. ［11］金炳镐.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2］人民出版社.民族政策文献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G］.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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