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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徐焰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还可用武器落后为失败辩解，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国的军援后装备也比日军先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再遭惨败真是无法向人民解释。

1981年徐焰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采访过中国驻印军实际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询问出境的国民党军战斗力为何远比在国内高？郑洞国回答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到印缅的部队完全由英美供应并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训练良好，各方面都能压倒衣食弹药不济的日军；二是出国后士兵无法再开小差，打回祖国才有出路。徐焰还查阅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数字显示抗战7年间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国民党军兵员形成“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战斗力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终为历史所抛弃，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全面看待历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可歌可泣，不过由于当权者腐败无能，取得的战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徐焰认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国内战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直至广州还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说，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指挥和施政极差，令人失望，尤其是当权者发国难财，只顾搜刮而不顾民生。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最愤懑的评价。

抗战期间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区，大后方民众更为困苦，国民党当局却搭上美英战车，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徐焰举例说，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孔二小姐”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

徐焰认为，军民关系恶劣，又是影响国民党军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民谣有“水、旱、蝗、汤”祸害中原之谓。国民党军队为拦阻日军进攻掘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日军千余人却淹死百姓89万人。1944年日军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军队1月内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国民党军在本土作战反而没有群众支援，根源何在？在于其政权是压迫人民的腐朽阶级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和军队，就是举着抗日旗帜也无力对日军进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了8年抗战，对此中国人民还是给予肯定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抵消其腐败无能和反人民行径留下的积怨。徐焰说，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将“接收”变为“劫收”，进一步横征暴敛，令民怨沸腾，结果刚享受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也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这个“抛弃”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