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国家的“交集”：藏族地区集体经济的逻辑(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35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 李雪萍 陈艾 参加讨论
四、政府引领性治理贫困 藏族地区的合作经济是贫困治理的路径，合作来自民间的自发，也有政府的引领。政府引领最直接的是产业引领，组织方式是集体化—益贫性引领，其背后潜藏着公共性拓展。如果说新增添的集体经济是民众与政府的“合意”，能够“合意”是因为它们可以寻找到双方需求的“交集”。引领性贫困治理所治理的既是经济收入意义上的贫困，更是基层社会在组织和价值方面的再造。 (一)政府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扶出产业，才算扶贫扶到家”。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尤为困难，也极为重要。政府引导民众因地制宜，选择了有优势的传统产业以及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产业。前者如牦牛养殖，后者如农文旅相结合的产业。农文旅相结合是糅合了农业和文化的旅游业，它以旅游业为纽带，以农牧业为底色，并彰显当地丰富的民族文化。GZ县的孔萨农庄以旅游业为主，结合了传统作物(如青稞、土豆)与新作物(各色花卉、水果等)的种植。游客在庄园主要是体验土司文化(孔萨土司是康区重要土司之一，其家庭与香根活佛世系的关系非常密切)、回味康区风云诡谲的历史以及感受益西旺姆和多吉传奇的爱情。格萨尔王城集中展现了格萨尔文化。GZ县是康北中心，历史上是格萨尔王长期驻扎的地方，就连距离县城不远的新路海，其名称也直接来自史诗《格萨尔王传》(36)。在农文旅相结合的产业发展中，政府的引领在于资金供应和区域规划设计等，其间不同层级的政府有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中央及省政府是资金供应者，自治州是区域建设的规划者和设计者。县级政府根据县域状况，也进行规划、设计，并完成建设。 (二)新增添的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联结了益贫性的集体化和组织化，拓展了公共性 甘孜藏区通过集体经济发展产业，新增添的集体经济有很强的益贫性，建档立卡户及贫困村获益更多。在集体牧场，建档立卡户的收益多于非建档立卡户。格萨尔王城对贫困村和建档立卡户实行“双重倾斜”：只有129个贫困村每村能免费获得一间店铺，免费使用店铺占用的土地，这是全县对贫困村的倾斜；政府规定这129间店铺的收益，更多地分配给本村的建档立卡户，这是全村向建档立卡户的倾斜。如果说集体牧场实现了在村庄内部的益贫，那么“飞地集体经济”就是实现了县域范围内的益贫。 当农业的性质由维持生计转移到商品生产时，我们就要看到农民运动与农民组织的重要性。现代农民面临的困难更难以凭自己个人的力量来战胜。(37)甘孜藏区新增添的集体经济，实际上在加强农牧民组织性，即以集体经济为纽带，进一步组织化。在村庄内部，由利益联结强化了村庄的集体性(如集体牧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许还可以认为，这是藏族地区农牧民的进一步“组织化”。农牧民合作组织是村庄治理的内源性主体，它产生于村庄，服务于村庄。它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以组织的角色参与村庄治理，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38)集体牧场既有经济功能，也是参与乡村治理的综合型合作组织(39)，但它不太雷同于内地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培育的“代理人”。我国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通过“差序赋权”“组织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培育成规模、非政府治理主体并使之成为“基层代理人”。(40)在藏族地区社会组织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增添新的集体经济，不过是基层政府引导性地进行组织建设，尤其是强化村两委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并与自己合作。应该说，这有别于内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建构的调适性合作。(41) 新增添的集体经济，尤其是“飞地集体经济”，引导农牧民在村庄—乡镇—县域不断扩展的范围建设起共享和合作关系。已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实施的多项惠民政策，个体化取向严重。新增添的集体经济反其道而行之，集体性取向明显，尤其是“飞地集体经济”让集体的范围超越本村，扩展到本乡，甚至本县。如果从“公共性的三角结构”来看，无论是决策制定的公共性(或参与特征)，还是收益分配的公共性(或公平性，即各个不同的群体所获得的收益程度)，还是消费的公共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非排他性)(42)，新增添的集体经济都确实拓展了公共性。 (三)寻找到国家和民间的“交集” 新增添的集体经济实质是政府寻找到了国家与民间的交集。这个交集既契合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具有发展前景。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乡村与国家的交集是“共同应对生活生产的困难，建立合作经济”，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它们的交集就是“增添集体经济来发展产业，脱贫攻坚”。因为新增添的集体经济满足了政府、民众都有的“双重偏好”，即“个体性偏好”和“集体经营偏好”。个体性偏好强调短期内增加个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集体经营偏好强调通过乡村自组织发展、集体产业化发展、公共生活重建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并以集体经营利润来增加弱势群体福利。(43)政府鼓励、支持农牧民合作组织以及增添新的集体经济，既可以增加农牧民收入，又可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或者可以认为，这是政府和农牧民双方理性选择后达成的默契，属于它们之间的“默会知识”。“强调国家政治力量作为单一因素对村庄合作化的决定性影响是明显的曲解；农村内部的实际需求和传统的合作互助文化，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等根植于传统乡村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因素，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43)乡村内部的实际需求、传统的合作互助文化、平均主义理想，曾经是“乡村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因素。在藏族地区的乡村，由于遭受市场化的冲击相对少一些，这些价值因素所构建起来的社会文化氛围更为浓厚。因此，有学者们认为“集体”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未来愿景，因为在农牧区，尤其是在畜牧业的发展中，“个人本位”的各种制度面临诸多困境，“集体本位”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44) 总之，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终结的村庄”(45)或者还有着“乡村生活的村庄”(46)，基层政府与民众可以共同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进而以集体经济的形式来发展，这既能有益于脱贫攻坚，也能有效治理乡村。 ①乡村空心化的研究成果很多，包括内涵界定、形成机制、引发问题、治理途径等。地理学上的空心化是“人走屋空”；人口经济学的空心化是指大量人口流向城镇，乡村失去了主力军；政治学认为空心化是乡村“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所导致乡村治理手段的匮乏以及乡村发展的困境”；社会学分析了“乡村生活的空心化”、社会关系断裂等。综合性地概括空心化，即“农村人口外流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出现的迟滞、弱化与退化现象。”参见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年第10期。宇林军、孙大帅、张定祥，等：《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地理科学》2016年第7期。唐丽桂：《我国西南山区农村空心化现状及影响分析》，《农业经济》2012年第9期。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王晓毅：《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学海》2019年第1期。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2期。陈家喜、刘王裔：《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形态与治理路径》，《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②2017年6月，中央颁布《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指出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 ③在藏族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差异。整体上来说，西藏的集体经济发展得好一些，甘孜藏族自治州村庄的“空壳化”严重。在西藏，“村庄越富有越集体，越集体越富有”；在甘孜藏区却是“越贫困越空壳，越空壳越贫困。”这或许与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有关。有关西藏乃东、拉萨等地村庄集体经济状况，参见李雪萍：《西藏城镇社区发展与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④2014年8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G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G县政府办公室。 ⑤社会底蕴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参见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 ⑥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35、34、190-191页。 ⑦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7-18页。 ⑧熊征：《藏族传统纠纷解决观与藏区群体性事件干预机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⑨邓正来认为，在最基本的含义上生存性智慧乃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⑩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11)不少学者都这样描述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如拉铁摩尔、王明珂等人。 (12)丁莉霞：《核心—边缘：甘南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3)张春华：《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兰州学刊》2011年第9期。 (14)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15)R.B.Harris,“Rangeland Degrad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f Its Magnitude and Causes,”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vol.74,no.1,2010,pp.1-12. (16)宗鑫、张起粱：《草场单联户经营模式的交易费用分析》，《枣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7)格藏才让：《应对草场退化：藏区草场管理中的产权主体及其实践——以安多甘南玛曲县宗格尼玛为例》，《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8)李惠莲、阁建忠、周洪，等：《黄河源地区草地联户经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4个典型乡为例》，《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9)沈茂英、涂卫国：《生态扶贫的牧区实践与发展》，《精准扶贫》2016年第5期。 (20)2014年7月29日，甘孜藏族自治州G县农牧局工作人员，G县农牧局办公室。 (21)冉光荣：《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7-141页。 (22)乌仁格日乐、庞立东：《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围栏的生态效益分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3)G.Mariaef,“The Role of Mongolian Nomadic Pastoralists'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Rangeland Managemen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vol.10,no.5,2000,pp.1318-1326.W.Bellf,“Mitigat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52,no.3,1986,pp.653-664.王晓毅：《互动中的社区管理——克什克腾旗皮房村民组民主协商草场管理的实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韦惠兰、鲁斌：《玛曲草场单户与联户经营的比较制度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期。韦惠兰、孙喜涛：《制度视域下草原退化原因分析》，《***农垦经济》2010年第6期。 (24)G.Mariaef,“The Role of Mongolian Nomadic Pastoralists'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Rangeland Managemen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vol.10,no.5,2000,pp.1318-1326.W.Bellf,“Mitigat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52,no.3,1986,pp.653-664.王晓毅：《互动中的社区管理—克什克腾旗皮房村民组民主协商草场管理的实验》，《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韦惠兰、鲁斌：《玛曲草场单户与联户经营的比较制度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期。韦惠兰、孙喜涛：《制度视域下草原退化原因分析》，《***农垦经济》2010年第6期。田艳丽、乔光华、乌云：《完善草原家庭承办经营—对联户经营模式的思考》，《乡镇经济》2009年第4期。李惠莲、阎建忠、周洪，等：《黄河源地区草地联户经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4个典型乡为例》，《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5)宗鑫、张起粱：《草场单联户经营模式的交易费用分析》，《枣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6)李惠莲、阎建忠、周洪，等：《黄河源地区草地联户经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4个典型乡为例》，《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7)格藏才让：《应对草场退化：藏区草场管理中的产权主体及其实践——以安多甘南玛曲县宗格尼玛为例》，《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8)2014年7月29日，甘孜藏族自治州G县农牧局工作人员，G县农牧局办公室。 (29)苏发祥、才贝：《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0)田旭：《公共产品视角下西藏“安居工程”性质浅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1)例如《中国西藏农村安居工程报告2006》认为西藏安居工程建设的成效有6个方面：民居的改造或新建提高了农牧民的生活质量，以工程建设带动了农牧民思想意识的转变，为西藏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良机，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农牧区灌溉设施建设及其作用发挥，有利于环境保护。参见格桑卓玛：《〈西藏新农村建设绿皮书——中国西藏农村安居工程报告2006〉首发式暨座谈会综述》，《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32)陈艾、李雪萍：《连结供应和消费：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及路径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向德平、陈艾：《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研究》，《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 (33)2018年7月，作者在GZ县调研，得知之前的情况。后来通过电话联系，了解相关信息。 (34)2018年7月2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G县康巴拉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G县公司办公室。 (35)关于孔萨农庄的资料，皆来自调研记录(2018年7月16日，甘孜藏族自治州G县孔萨农庄工作人员，G县孔萨农庄)。 (36)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记载，格萨尔的王妃珠姆来到湖边，被秀丽的湖光山色和幽静的环境所吸引，在湖边徘徊，流连忘返。后人为了纪念格萨尔和珠姆，将此湖起名为玉龙拉措。 (37)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38)杨磊、刘建平：《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农村经济》2011年第6期。李云峰、李如意、李录堂：《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基层政府承担乡村建设的进化博弈分析——基于乡村治理视角》，《***农垦经济》2016年第4期。 (39)李云峰、李如意、李录堂：《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基层政府承担乡村建设的进化博弈分析——基于乡村治理视角》，《***农垦经济》2016年第4期。 (40)王阳、曹锦清：《基层代理人与规模治理：基层政府的社会组织化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41)我们认为，“调适性合作”是一般性意义(宏观)上研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它建立于“已经有了社会组织”这一前提，但是在藏族地区，社会组织极为匮乏，政府与社会组织(包括农牧民合作社等)之间不是“调适性合作”关系，而是政府“引导性”地“建立组织并与之合作”。参见郁建兴、沈永东：《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 (42)英吉·考尔等：《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张春波、高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83页。 (43)朱天义、张立荣：《个体化或集体经营：精准扶贫中基层政府的行动取向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44)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45)路冠军：《生态、权力与治理》，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年。 (46)对于藏族地区来说，许多村庄还处于“空心化”的早期阶段，无法“终结”。这些村庄或无法全部搬迁；或者是没有企业、服务业，劳动力在附近无法转移，人口有所外出，但大量的依然留驻村庄；或者是农业生产保障温饱。由于藏族地区的城镇化速度远远低于内地，村庄的“终结”还是一种奢望。 (47)王晓毅：《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学海》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