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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日本，偷渡属于重罪，但是对西洋知识的渴望已经让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奋不顾身了。或许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好惹，有美国军舰保驾护航，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远渡重洋。但他们忘了，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那个就是佩里。当时美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在他内心的天平上，美国在日本的利益无疑是最重的，与此相比，这两个小毛孩轻如鸿毛。他几乎没加思索，就决定把他们送回岸上，但承诺替他们保守秘密。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回到岸上，望了一眼海上那艘黑漆漆的军舰，就转身走向奉行所自首了。

吉田松阴被关押时写下《幽囚录》一书。这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列入《吉田松阴全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船舰之于海国，譬之兽之有足，鸟之有翼”[4]，呼吁幕府迅速组建日本的国家舰队，并将此作为当前的一大急务。同时，强调不能盲目照搬魏源“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的观念，他提醒幕府，西方侵略者之所以频频横渡大洋，侵入东方，完全为商业利益所趋使：

夷以贸易为生，以侵掠为事。潮汐之所通，无远而不至，唯其贸易为生，故其国富饶可以偿制船之费。唯其侵掠为事，……故其船有所用，而非徒设之器[5]。

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比钦佩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如城堡般漂浮在海上的军舰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驱动力不是它们肚子里的蒸汽发动机，而是背后的商业利益，是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吸引他们远道而来，成为那些军舰的真正动力源，使它们的掠夺成为良性循环，使那些在东西方之间疲于奔命的西方战舰们成为不会休止的永动机。

假如失去了商业的驱动，任何强大的船队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许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们称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识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认定，“市舶之利最厚”，于是，宋朝颁布了鼓励航海通商的政策，对影响“舶商”的官员一律降职查办，还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灯塔导航系统，整个海岸线全部开放。南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环中国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了中国船的天下，14世纪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在元代，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船的帆影。到了明清，情况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明代初年的郑和船队因为失去了商业利益的驱动而沦为一项“形象工程”，最终无以为继。我在《盛世的疼痛》一书中说：“明清两季的帝王更希望他们的帝国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固体，这样，他们的权力才是真实可感的，因此，他们喜欢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将增加他们统治的难度，是‘秩序’中的异类，所以要坚决取缔，唯有如此，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构建一个同质化的帝国。”[6]明朝人王圻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当时的政府：

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

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7]

吉田松阴为日本建立海军提供了一个真正目标——“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似乎是担心他的这些在当时看来很不靠谱“远大理想”会吓坏了幕府当局，吉田松阴还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直接学习;在日本设立近代化军事学校，在军事学校中的教学必须是按照外国书籍的原文去教授学生，如此才能直接了解并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此外，吉田松阴在呼吁组建日本国家舰队的同时，又附带提出了许多强化日本军事的建议。譬如为了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提议日本应利用并发挥间谍的作用。他认为：“军之用间，犹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使用间谍是使日本国力强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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