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领导还特意组织全团进行边界业务学习，进行考核，由我主讲，老同志提问补台。
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每晚都是10点钟离开办公室。一是把参加谈判时未听懂的内容重新回忆核对，将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和词组背熟；二是提前熟悉有关背景情况，并准备相应的材料；三是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原著，增厚俄文功底。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主要是泛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我看北图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更被看做是“毒草”，所以我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再拿出来看。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负责对外联系。因为我最年轻，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他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誊抄上呈文件字迹潦草，曾受到醍醐灌顶般的批评。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全然不知抄写文件的分量。我很快龙飞凤舞地抄好，也不核对，就交差了。领导没看完，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这样歪七扭八的，抄成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消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呈周总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非常工整，字也好看。上面用铅笔画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包括原先错了的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阅并随手留下的印记。总理日理万机，都能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万千。我赶紧拿回来重抄，一笔一画，抄了好几遍，才算得到认可过关。
这是我入外交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从中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搞外交，必须认真精心，一丝不苟。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出高徒。
我说的这位领导，是已故的苏联东欧司司长马叙生。他是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首席团员，是我入门外交的启蒙老师。对人既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包括个人生活上的小事，都乐于“传帮带”。他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我们都叫他老马，这里还有“老马识途”的含义。外交上他是一把老手，擅长策略运用，以坚韧的意志和个人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他严于律己，对工作精益求精，喜欢亲自动手，经常废寝忘食，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当年，无论苏欧司，还是整个外交部，都有一批像老马那样兢兢业业的“不可替代”的外交精英。他们都是在第一任外长周恩来总理言传身教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忘我的奉献精神、过硬的外交才干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代代传承，形成了外交部特有的优良传统。
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概念
1969年10月再启边界谈判的直接背景是，当年3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虎林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问题，并达成一些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后来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料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在会谈中，中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并提出了具体协议草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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