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唱夫随”，汪精卫“逼上贼船”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打算以空间换时间，先避战，后抗战。汪精卫则力主和谈，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委曲求全。汪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蒋介石是幕后推手。汪精卫深知蒋的厉害，强争必然大败，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退党赋闲。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尤其是陈璧君，决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
当年，日本军方野心勃勃，意欲玩小蛇吞大象的把戏，从中国腾出部分兵力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于是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就算踏上了不归路，他迟疑不定，徘徊难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梅思平商议对策时，一旁的陈璧君终于按捺不住了：“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1938年11月，梅思平受汪精卫指派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初步拟定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对于协议内容，汪精卫斟酌再三，并不感觉屈辱，尚能接受。但他是堂堂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若与日寇合作，必定名节丧尽。汪精卫的内心受到日复一日的煎熬，并不像后人臆测那样，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投日。
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形同摆设，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见丈夫举棋不定，便再次越俎代庖，话说得很难听：“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谁不愿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陈璧君去意已决，一把火烧掉了《日华协议记录》，消除隐患。梅思平赴港之际，她在饯行酒会上发飙，逼汪精卫表态：“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能反悔！”逼上梁山的事情会发生，逼上贼船的事情也会发生。汪精卫视陈璧君为主心骨，她拍了板，他也就豁出去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投敌后，陈璧君终于餍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她网罗亲信，安插私人，不仅在党政部门布下众多耳目，而且倚赖亲属为心腹爪牙。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侄子、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全部当选“中央委员”，而后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陈璧君将汪伪政权视为“家族公司”，打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权势最能扭曲人、异化人，使廉者贪，使清者浊，使智者癫，使勇者顽。陈璧君把持权柄，气焰日益嚣张。汪精卫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陈璧君到了更年期，这些都是正常的。有时汪精卫与来客深谈，刚过约定时间，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大发出逐客令：“你们该让汪先生休息了，有话改天再谈。”有时汪精卫设宴待客，饮酒正酣，谈兴犹浓，陈璧君轻咳一下，或叫声“四哥”，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在众人面前，他对“妻管严”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许多人都佩服他好涵养。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陈璧君畏之如虎，即便被她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还以颜色。
穷途末路，落入军统圈套
1943年，汪精卫枪伤复发，胸背及两肋疼痛难忍，沪上名医为之束手，只好送往日本动外科手术。然而旧弹头的铅毒已经渗入骨髓，虽削去2/3的脊骨，仍无济于事。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高烧后陷入昏迷，医药罔效，一命呜呼。
汪精卫撒手而去，陈璧君顿失凭依，她将一张写有“魂兮归来”字样的纸条黏附在丈夫的尸体上，对自己的前景头一遭感到了茫然。昔日宾客如云、走卒如蚁的汪公馆，如今门可罗雀，陈璧君眼看南京不是安身之地，便去坟前哭别汪精卫，前往广东投靠两位胞弟。
此时，汪伪政权风雨飘摇，陈璧君已踏上穷途末路，等待她的是接连的坏消息。她的胞弟、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侄儿陈春圃见大势不妙，也挂冠而去。陈璧君唯有指靠妹婿褚民谊，请他出马主持广东政局。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国民政府”的老板已换成了陈公博，他对陈璧君的电函不以为然，理由是“民谊不能离开中央，有许多事要借重于他”。这个硬钉子把陈璧君碰得火冒三丈，她直闯主席官邸，一脚踹开陈公博的办公室，拍案狂呼：“汪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你就这样对待他的未亡人！”陈公博深知今天若不让她满意，自己就无法过关。于是，陈璧君如愿以偿，妹婿褚民谊得以出任伪广东省省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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