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胜撰写的《张学良史事笺证》一书是我们至今看到对张学良一生评价比较客观、公正、准确、生动的一本学术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首次公布于世的“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the
Peter H.L.Chang and Edith Chang Papers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其中包括口述历史、往来信件、手稿、学习笔记、日记、艺术品、印刷品等，让人们仿佛看到一个叱咤风云、英姿雄发的青年时代的张学良，和一个经历半个世纪幽禁岁月的耄耋老人的不老心态。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与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的张之宇先生所说，《张学良史事笺证》一书“藉各家不同的分析与推理，对张将军的政、军历史实务政绩，公、私做人处世生活形象，做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分析，使其有血肉丰满的、人性本位的历史描绘”。在张学良一生中最让他毕生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在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那时候，奉天有好几派，一派就是郭松龄，我们这一派就是陆大派，他是陆大，但是我们都是讲武堂的，讲武堂这一派属于这个陆大派的底下的。另外呢，还有杨宇霆，他们就是留日派。”张作霖曾这样描述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关系：“除去你老婆不跟他睡觉，你什么没有不给他的。”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张学良为没有能救得郭松龄一命而终生内疚。“在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在探视生病中的齐世英时，他们都认为若是那次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可能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对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以及众多历史事变中扮演“倒戈将军”的角色，张学良也有明晰的评断。
对于张学良来说，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是伴随他一生的“酸痛”。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时说：“我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都说了蒋公给你的指令呢！”张学良很坚决地回答：“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难道在对待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都没有态度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澄清责任问题，是想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张学良晚年的解释和说明，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只字不提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责任，是否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呢？在这里无需赘述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是谁下的，但作为一地的封疆大吏，在当时东北境内仅有日本兵力26882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的情况下，先于九一八丢失东北，其后仍没有积极的抗敌作为，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张学良由于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两次失误背上骂名，而西安事变则使他成为千古功臣。对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了。”张氏口述中的若干重大保留，无疑令读史者深感遗憾，却给后人留下思索的空间。顾月华在2010年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所写《与历史同桌而餐———记唐德刚先生追思会》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历史急剧转变，形成今天的新中国，缘起于张学良的绑架举动，如果当年没有西安事变，国共的发展不是今天的结果，如果张学良没有绑架蒋介石，可能连东南亚的历史都要全部重写，至于他这次行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可能其意义还远比这单纯的一次行动要深远巨大得多。”西安事变改变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还在打内战的局面，成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转折点。张学良兵谏西安，继东三省易帜后，再次扭转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曾对唐德刚先生谈到：“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最后以101岁高寿离开人世的张学良，竟然对生命有这样一番别样的、令人震撼的表白，不能不让人感到他内心的悲怆和酸楚。
宋美龄曾说：西安事变张学良不要金钱，不要地盘，他要的是牺牲。张学良说：“蒋夫人是我的知己。”早在1925年，张在上海与宋首次晤面，便被其“美若天仙”的气质倾倒。两人多次约会，跳舞、游玩。张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在漫长幽禁岁月里，经宋氏劝导，张学良、赵一荻皈依基督。宋还竭力促成张赵结婚。张氏病逝，宋悲痛静默多时，并派专人赴夏威夷参加追思礼拜与公祭。两人七十多年的纯正友谊，虽历经沧桑，却不曾稍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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