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整编，原3军团干部与1军团干部之间产生矛盾
整编的命令颁布以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派了一部分干部到3军团工作。上任以后，原红1军团干部根据自己的判断，向中革军委报告要求在原3军团所属部队中整顿纪律，中革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却引起了原红3军团官兵的极大反感。王平回忆说：“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他的这一说法在彭德怀、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都是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两支部队已经在红一方面军的大旗下共同战斗了5年，为什么红一军团的干部会对红3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对他们进行纪律整顿呢？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和位列上将的王平认为可能有3个原因：
一是红3军团当时确实比较窘迫。据王平回忆：红3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时军，掉队人员增多，部队情绪不是很高。
二是红1军团干部不习惯红3军团的作风。据黄克诚回忆：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1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红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从红1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却有时自顾改善伙食，让红3军团的人看不惯。
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11大队政治处主任（据笔者考证，当时11大队没有编政治处主任，只有党总支书记），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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