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
战地记者秋江如此记载:“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怎么是“强固阵地”?秋江所亲耳听到高桂滋讨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也就是说,人在阵地在。
84师高建白旅长叙述:9月23日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要去夺回。高桂滋部的吕晓韬团长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夺回这个高地,仍交晋军防守,并未得这笔赏金,晋军给了接收阵地的收据。同样的事情于25日凌晨2时再度发生:晋军又失守了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奋勇队50余名生还者仅11人。不惜自己牺牲去夺回友军阵地,这是“意存避敌”吗?
陈长捷说高部败退后“缩避于恒山”,更没有根据,9月26日阎锡山还电告蒋介石说:将“17军军部和84师师部繁峙上台村”,将17军的“250旅和251旅(置于)团城口附近”;陈长捷转述说阎锡山认为高桂滋“更为可杀”,毫无旁证,像高桂滋这样既无强硬后台、又实力折损惨重的杂牌军将领,真要犯了军法,让阎锡山觉得“可杀”,正好用来祭旗,“杀一儆百”,阎为何不呈报蒋介石下令惩办?
从阎锡山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旁证陈长捷说法的虚妄。9月24日阎锡山致大本营密电:“特急。南京大本营:……灵邱方面之敌,向我平型关、蔡家峪前进阵地进攻,我守兵极力抵抗,是夜敌以大部猛袭平型关阵地,我军奋勇拒敌,肉搏多次,将敌击退,漾晓,敌约一师团,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和团城口,战况剧烈,因敌我争夺山头,伤亡奇重,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追击20余里,团城口之敌也于午后四时被我击退。此役我伤团长一,伤亡营长三,士兵约两千……” 当地目击此役的老百姓也留下了记载:
“……雨下了整整七天,战斗也整整进行了七天六夜。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我军在第一道防线牺牲的最多,牺牲的士兵大都是‘南军’(高桂滋的部队)。战壕里堆满了尸体。当时,我们就在第二道防线村西的坡上趴着,双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我军将士作战英勇,但友军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蒋介石的嫡系李仙洲21师当时归高桂滋统率,阵地紧靠高的84师。李仙洲9月25日给蒋的密电,汇报得比较客观:“本午84师伤亡较重,全部溃退,致团城口阵地被敌突破。……此间作战不利原因:(一)指挥官能力薄弱。(二)指挥不统一。(三)上下欠联络。(四)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敌各个击破。”
他的说法是84师“溃退”,不是“下令撤退”;时间是“本午”(25日中午)。他分析作战不利原因,更明确地指出:“上下欠联络”和“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这些说法完全能否定陈长捷流传甚广的不实之词。陈长捷明明不可能目睹高桂滋部队的作战情况,为什么要连高桂滋心里怎么想也说得那么真实呢?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润宇分析,“主要是他的军阀派系观念在作怪”,他是晋军,就对晋军颂扬备至,而将责任推到高桂滋的陕军头上。
许多历史学者为什么会忽视大量真实的记录,而被陈长捷并非亲历的“亲历记”轻而易举俘获呢?高士洁分析说:国内历史学者的资料得来不易,资料占有不全面肯定会影响对史实本质的判断;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陈长捷的“亲历记”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鲜为人知的内幕”,谁又能想到陈长捷的派性立场扭曲了史实呢?首先受到陈长捷影响的就是全国政协编撰的《晋绥抗战》,为了与陈的说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改错了! 出击虚实 高桂滋求援不得,孙楚和郭宗汾拒绝他的理由是:预备队要留着出击。高桂滋和他的将士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击能如期进行。
上海学者杨奎松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中提出一个疑问: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71师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25日)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仗,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
为什么杨奎松在日军战史资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师出击记载?高斌经过反复查证,结论是:郭宗汾的428团是出动了,但是没有出击!他向笔者出示了一份行定远撰稿的《战斗在平型关的第428团》。 行定远当年在郭宗汾71师428团一营三连任班长,后调团部任传令班长。他写道:
“(24日)夜间下了一场大雨,但84师防区后半夜仍在激烈战斗,枪炮声和喊杀声都听得很清楚。”
第428团25日上午8时后出击,“84师就私自撤退,致使第428团腹背受敌,被围困在一个狭长的山沟内。”“同时出击的还有第202旅第403团中校施国宪带的两个营,因而他们也和第428团被围在一起。出击时部队都轻装上阵,当时团里没有电台,被围困后和师里取不得联系,不仅对战况一无所知,连口粮也成了问题,真是一筹莫展。后来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枪声,看见沟内公路上有些被击坏的汽车,王荣爵(428团长)便决定绕西北退回团城口以内。以后才知道是八路军第115师狙击日军,取得辉煌胜利,第428团撤回之后,天黑到达安全地带,与师部取得联系。”
原来,在115师歼敌时,428团藏在“狭长的山沟内”没有参加战斗,最后绕路退回了!难怪杨奎松在日本资料中查不到出击记录!
行定远写得非常详细,唯独没有提到在山沟内和山上日军的战斗行动、过程、伤亡情况。其中有一个段落:428团撤回之后,郭宗汾令王荣爵到师部接受命令。王率他的弁目、马弁和我这一班,于夜间徒步走向师部。步行了一段路,弁目贾国栋向王说:“现在实行连坐法,咱们没有完成出击任务,又受了点损失,师长若无法交代,会将责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师部,他变脸问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听了这话,决定不去师部,返回团部,命令迅速架设电话线。电话架通之后,王谎称前线情况危急,他无法脱身,请示下一步部队行动。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对他进行了鼓励和嘉奖。
高斌据此认为,王荣爵迅速架设电话线后,向师部谎称前线情况危急,晋军的战报及回忆录正是据此宣扬71师出击受阻。他说:“这哪里是出击受阻?是出而不击!责任人就是该团团长王荣爵。”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对晋军的出击这样评价:“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八个团的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
晋军为何“既不增援又不出击”?高士洁认为,“傅作义乘敌增援未到全线出击的意见谁有权否定?只有阎锡山!”五改出击命令的始作俑者,就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己。
高斌也坦承他对出击流产的看法变化过程。开始,他推测晋军拒绝增援、拖延出击,是郭宗汾耍滑头。后来看到高建白回忆,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声称“我执行的是长官的命令”,并出示油印的命令纸,用红铅笔写着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非有本长官电话,不得出击”,他开始相信原因在阎锡山身上。
日本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日军对韩复榘、刘汝明及阎锡山的评估:“山东及察哈尔29军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态度,不致出现积极行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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