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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四纵和抗联在九间房村召开会议。商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队伍的去留问题，会前，邓华已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姚依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同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等党内同志通了气。邓华介绍了有关情况和四纵党委的意见指出，暴动已引起日本侵略者严重注意，我大兵团在冀东活动和进行整训是困难的。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再加上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四纵主力和部分抗联部队准备撤到平西根据地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李运昌等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西撤的意见。主张在原地边战斗边整训，指出可以在同敌人斗争中，利用战斗间隙和敌人暂时不能到达的地方进行短期整训，利用多个临时短期整训完成一次有重点又较全面的整训。他还指出，通过起义，我们摧垮了大部分村镇以下的敌伪政权，可是相应的抗日政权在多数地方都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普遍建立县以下的地方的抗日政权机构，充分发挥广大老百姓的抗日力量和智慧，就会使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队伍到哪里，就有基层政权和人民的支持。各个县一级的抗日政府有了广大基层组织的支持就都活了，广大农村的掩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青纱帐消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些工作做好了，边战斗边整训也就有物质保障了。敌人进攻时，四纵和抗联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广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敌人撤退时，集中起来，打击敌人的薄弱之处。经过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有把握的。李运昌得出结论说，冀东的抗日形势现在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如果把抗联都拉到平西进行整训，十多万人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向平西进发，这无异于把我秘密活动的抗联一下子都暴露给敌人。敌人行动迅速，调集军队打来，必然会造成我军巨大伤亡。

李运昌同志的分析和结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更多的与会同志没有看到自己的有利条件，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局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赞成西撤，否决了李运昌的正确意见。会议决定，冀东抗日联军的各路军都跟随四纵迅速转移到平西根据地，四纵从每个大队抽出一个连队，组成3个支队，坚持战斗在冀东山地，建立一个军政委员会，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梅负责领导，与地方工作人员配合，分别活动在迁安、丰润、遵化、蓟县、密云等县山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会议还对西撤的路线、顺序做了安排。

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11月25日，党中央、北方局一再指示，一定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但劝阻没有效果。

平西大撤退使部队失去依托，完全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伤亡惨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0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高志远部在前，洪麟阁、陈宇寰部居中，李运昌部断后。5万人的大军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边的过了潮白河，后边的李运昌部刚起步走。部队从遵化，经蓟县、平谷、密云过潮白河。时值深秋，战士们穿单衣，沿途又没有根据地依托，缺乏粮草准备，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沿途群众难以支应，风餐露宿，又冷又饿，步履艰难；同时，暴动群众大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抛弃妻儿老小，又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基础；在狭长的地带，频遭敌人的截击，抗联战士伤亡惨重。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高志远部。抗联三路独立大队长曹致福率200人迎敌。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阵亡，他率领的三个总队瓦解溃散。洪麟阁率领的抗联队伍在马伸桥北遭到敌人的截击，抗联副司令洪麟阁牺牲，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继续西撤。冀东抗联昌黎支队西撤途中，行至遵化县宫里村一带宿营。日伪军步骑兵一部秘密包围了宫里村，占领高地向抗联司令部攻击。抗联退守在一个大院里仓促应战。冀东抗联昌黎支队司令丁万有壮烈牺牲。李运昌部的战斗在瓦罐头最为惨烈。上边有敌机轰炸扫射，两边有日伪军的夹击。抗日联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游击队的优势全部失去，完全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人们纷纷倒下，或者溃逃。损失惨重。打了一天恶仗，死伤600余人。

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潮白河。这时，李运昌的部队和李楚离领导的原来洪麟阁的部队总共只剩下六千余人，如果再继续西进，必将前后受敌，全军覆没。鉴于这种形势，李运昌、胡锡奎和李楚离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了二路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抗联停止西进，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坚持游击战争。李运昌带6000人的部队经三河、宝坻，在国民党第七、九路军的帮助下，横渡蓟运河，过玉田，绕丰润，到达滦县北部的杨柳庄一带。途中遭到敌人不断地围追堵截，连日苦战，疲惫不堪，部队天天伤亡减员，转战到迁安柳沟峪时，他身边只剩下130人。

抗联五总队被敌人打散，总队长李润民、政治主任高培之流落北平被捕，惨遭杀害。过了潮白河的高志远部，连遭敌人袭击，部队成批地散去，到达平西根据地的不足1000人。

这次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错误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对几万人缺乏实战经验的抗联队伍长途行军的困难估计不足；李运昌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九间房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正是这一错误决定，使得冀东抗日将士付出了惨痛代价，使得冀东抗日大业遭受巨大挫折。正如毛主席在当年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平西大撤退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为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以后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来平西整训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先后派回冀东，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和斗争力量。1939 年的七、八、九月，在一年前暴动失败后隐蔽起来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利用“青纱帐”的时机发展游击战争，各县的小武装建立起来，原八路军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很快发展到1000人，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决定恢复地方工作，收拢部队，到年底又集中1400多人，重新建起3个总队。他们加上四纵留下的3个支队，组合成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