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曾告诉你的历史：3·18段祺瑞残暴？(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9:11:50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 京师地方检查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 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责任编辑：admin) |